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鲜有研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准确估计。本文首先借鉴国际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方法及相关研究文献,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以及精神依赖三个维度构建产业扶贫结果变量指标体系,测量产业扶贫效果;借鉴SPO理论与RHB模型,从个人因素、精准识别以及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效果协变量指标体系,用以测量选择性偏倚。其次,按照建立倾向得分概率模型、均衡性评价、处理效应估计以及敏感性分析的标准程序处理陕西省贫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且该结论得到不同匹配方法的验证,均衡性较好,研究结果不敏感。具体而言,陕西省产业扶贫效果在一对一匹配下,人均年增收1 510.04元;产业扶贫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提升没有显著效果,对精神依赖改善同样没有显著效果;贫穷系数、劳动能力、技能培训、产业适应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六个显著因素。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家庭劳动能力强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接受技能培训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得到金融支持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相较于产业适应性强的地区,产业适应性一般地区的贫困户更少参与产业扶贫。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调整扶贫贷款政策,关注底层贫困户;突破原材料供给扶贫方式,构建扶贫产业精准识别体系以及建立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鲜有研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准确估计。本文首先借鉴国际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方法及相关研究文献,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以及精神依赖三个维度构建产业扶贫结果变量指标体系,测量产业扶贫效果;借鉴SPO理论与RHB模型,从个人因素、精准识别以及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效果协变量指标体系,用以测量选择性偏倚。其次,按照建立倾向得分概率模型、均衡性评价、处理效应估计以及敏感性分析的标准程序处理陕西省贫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且该结论得到不同匹配方法的验证,均衡性较好,研究结果不敏感。具体而言,陕西省产业扶贫效果在一对一匹配下,人均年增收1 510.04元;产业扶贫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提升没有显著效果,对精神依赖改善同样没有显著效果;贫穷系数、劳动能力、技能培训、产业适应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六个显著因素。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家庭劳动能力强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接受技能培训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得到金融支持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相较于产业适应性强的地区,产业适应性一般地区的贫困户更少参与产业扶贫。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调整扶贫贷款政策,关注底层贫困户;突破原材料供给扶贫方式,构建扶贫产业精准识别体系以及建立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主要实现途径"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效识别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特征既是贫困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扶贫实践中精准帮扶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识别方法欠缺和工作偏差问题,有效识别搬迁户成为现实难题。本文从家庭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三个维度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根据扶贫搬迁户的特征差异,将搬迁农户分为家庭保障型、环境生存型和自我发展型三个类型,利用8省16县2 185户已纳入搬迁计划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多维指标体系下的扶贫搬迁户的识别情况,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指标对识别准确率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搬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其中陕西、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别漏进比率最高,漏进的类型主要是自我发展型;(2)学校可及性、集市可及性、地理条件、医院可及性、人均耕地面积是对准确识别搬迁户的贡献度最大的五项指标。(3)现行搬迁目标并非完全由于生态恶劣而"非搬不可",部分农户受制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不足而被纳入了搬迁群体。本文所构建的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既为提高扶贫搬迁的瞄准效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化的视角。相关研究结论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扶贫搬迁项目需要重视搬迁对象的识别工作,并注意在部分自然条件尚可的区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替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显现,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恶劣环境,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开展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库区移民贫困现状的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分析农户生计的新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三峡库区2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县(区)796户移民作为样本,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对库区移民主要致贫因子进行挖掘;接着,采用PLS-SEM模型分析影响库区移民生计状况的关键因子和关键路径。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移民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患病、劳动能力弱和失地是移民致贫的三大主因。三峡库区仍有175.9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大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致贫26.49%、因劳动能力弱致贫22.10%和失地致贫21.65%。(2)心理资本可有效促进移民其他资本效能的发挥,对生计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在影响生计状况的四类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库区移民生计状况影响最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实现库区移民精准脱贫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大力开展精准扶贫;(2)增加心理干预措施以提高移民心理资本存量,帮助移民摆脱心理贫困;(3)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库区移民人力资本水平。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 274元和2 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 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 274元和2 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精准扶贫效果偏离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经典信号博弈模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扶贫攻坚过程中,"普惠式"扶贫开发机制如何诱发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利用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六个县813户贫困家庭档案及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贫困户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证明:①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主体和客体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诱发贫困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专注于贫困户身份的认定,不利于精准脱贫的可持续;②"短、平、快"的扶贫机制虽然能够快速帮助贫困户脱贫,但其保留效用较小,"益贫性"较低,导致贫困户对直接补贴产生持续依赖,进而失去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质量更低;③敏感性差异分析显示,长期受益于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陷阱"现象更为严峻,其扶贫开发对贫困户"扶志"的需求更为紧迫。以上发现是边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难点,也是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点。新时代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扶贫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提高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通过基础教育、国语教育、技能培训、外出就业指导服务等方式,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其自我发展、主动脱贫的意识,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提高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帮助扶贫对象建立可持续生计,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生计策略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载体,因此,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生计资产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优化。本文在查阅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剖析减贫机理-提出减贫路径"的研究思路和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生计策略等两大方面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对文献研究结果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中国贫困治理框架,其中心思想为:贫困农户处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因素组成的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然后通过相关政策实施的扶持,帮助贫困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可持续生计策略,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和稳定脱贫。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时空差异及动态研究、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等。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瞄准分析

随着我国扶贫战略从区域扶贫向个人扶贫的转变,2007年我国在农村地区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于一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资料,本文采用赤贫指数从多维度度量了农户的贫困程度,并将其应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研究.赤贫指数越低,表示农户越贫困,理论上,这些农户也越应该获得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资格.结果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瞄准效率不高,瞄准遗漏和瞄准漏出同时存在.其中,在村级层面的分析结果发现,样本村中只有25.5%的最贫困农户在2007年得到了低保;同时,处于赤贫指数最低端的20%和40%的农户分别只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名额的50.67%和73.33%.而在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户中,有1/5以上的农户认为低保金对改善他们家庭经济状况帮助很小或者没有任何帮助.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在继续增加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的同时,应当在建立健全更为规范完善的收入核算标准的基础上,从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探索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的多维度的贫困户鉴别制度,提高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