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路径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为生存而适应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无意识期、启蒙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均出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功能的“失范”,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办社会”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下的凸显“经济人本性”.当前,企韭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公平公正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上下关注.党发出了“科学发展”的号召.科学发展这一制度环境,是对中国企韭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亟待制度化建设保证,即要求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科学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主体多元化.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中国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体系与推进措施

矿业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对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体系,分别是安全生产责任、市场效益责任、资源效率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社区发展责任、员工权益责任。为了更好地提高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必须加强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推动企业内部治理与信息披露,以及发挥社区、非政府组织、媒体、金融机构的作用。     

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演化仿真研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快递废弃物激增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程度日趋严重,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促进快递废弃物循环使用的呼声日益急促。快递废弃物的循环使用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本文基于利益主体协同演化视角,分别构建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和引入政府约束机制的"快递企业-消费者"演化博弈模型,借以探索政府、消费者及快递企业在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借助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规律,并进一步应用MATLAB仿真工具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下,博弈系统难以依靠市场调节快速演化到理想状态,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会反复权衡参与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收益和成本,根据净收益进行策略选择,当二者净收益大于0时,博弈系统会逐渐演化为理想状态,反之,博弈系统则会逐渐演化为不良状态。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可以快速的引导快递企业和消费者向理想状态演化,加大对快递企业营建回收产业链的补贴力度以及对营建回收产业链怠工的罚款程度能够促进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的快速高效执行。本文的研究对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营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1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成功营建能够带来社会环境资源福利的增加,所以不应仅仅依靠市场行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营建过程中的引导作用;2从快递企业的角度出发,快递企业是回收产业链的实施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回收产业链的营建;3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回收产业链运行的初始点,消费者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环保意识,责任意识,积极推动回收产业链的营建。     

战略视角下石油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框架构造与验证

企业社会责任是持续的热点议题。当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披露多基于形象宣传的目的,评价指标选取存在目的性与片面性,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力。石油企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论证了公司战略视角构建石油公司社会责任框架的理论依据,提出了石油公司社会责任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并从政府责任(股东责任)、社区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五个维度优选了38项测评指标构建石油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在此框架下,文章收集了我国石油公司的相关数据,利用熵权和TOPSIS方法对石油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基于战略视角构建的社会责任评价框架体系能够将石油公司战略使命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关联,能够突出企业经营中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且能够反映石油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在行业中的位次。     

预算软约束下外部融资需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

加强社会责任信息的履行和披露是企业获得社会责任信誉,进而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资源性动机出发,以200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在预算软约束下,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与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越高,其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好;当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有外部融资需求时,更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整体性质量和内容性质量;另外,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解决内部融资的不足,其次是长期外部融资,而较少考虑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并没有发现在预算软约束环境下,非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资源性动机比国有企业强.因此,要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将企业的融资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挂钩,这种挂钩形式不仅能够引导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而且也可以激励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基于企业自愿信息披露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履责绩效评价

企业自愿信息披露旨在通过公共对话和组织策略,促进企业与社会沟通,探索合作创新途径。这种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方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EPR)中的信息责任是这一转型趋势的具体表现。基于企业自愿披露的可持续发展信息评价其EPR履责绩效,可以促进企业主动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全面履行生产者改善产品环境属性,尤其是废弃产品管理的责任,从而改变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监管和推动的局限。本文针对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中所涉及的电器电子、汽车、铅酸蓄电池和包装材料四大产品领域,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数据库中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料为基础,辅以企业官方网站上自愿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EPR制度的具体要求,建立生产者EPR履责绩效评价体系。结果显示:①按照GRI信息披露框架开展信息披露的企业,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信息可以覆盖EPR制度的各项具体要求;②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的信息披露和得分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三个产品领域。结论中提出以企业自愿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构建企业与公共交流的平台,推动生产企业主动参与EPR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表现。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废旧家电回收主体的利益和责任分析

在推进废旧家电资源化的进程中,合理界定回收处置阶段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和责任至关重要.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是定性的阐述,本文对回收主体的利益和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依据受益者负担原则,废旧家电污染的责任发生在产品消费后阶段,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应由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和政府等受益主体来承担;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考虑制造商参与销售和回收渠道不同情形下的经济效益、回收废旧家电的生态效益,建立了回收主体的利益数学模型;依据责权利对等原则,确定相关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并通过例证予以说明.结果表明:参与回收的主体不同,制造商参与渠道的程度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应承担的环境外部成本和回收处置阶段的责任比例也会发生变化.研究结论为建立规范的回收体系,实现废旧家电的再生利用,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研究假设与评价分析

目前,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虽已得到理论家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运用研究假设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企业相关者利益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的三维空间理论模型,并在对企业社会绩效静态评价基础之上,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以探求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均衡、不同向发展下的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即企业社会综合绩效构成与评价,旨在为企业社会绩效研究提供一种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绩效有较多的影响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时有碰撞、对抗或不统一性,从而导致各维度上的社会绩效存在着非同向发展情形。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考虑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即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并且引入企业社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只有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点出发,才能促进企业更好与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目标。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违法成本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股价对污染事件响应特征研究

上市公司披露环境污染事件后的股价响应,反映了投资者对环境事件负面影响的预期。对环境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是决定企业经济损失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上市公司环境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企业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和巨大损失,因此从环境污染事件的违法成本视角解释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有助于理解行政处罚等环境管理手段与资本市场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加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监管、改善环境信息披露提供实证依据。本文以2000年~2015年间我国90起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为样本,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利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分析,考查多个违法成本测度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样本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在环境污染事件信息披露前后均呈现明显的低谷曲线。信息披露后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下滑并伴有3个交易日左右的滞后期,但整体股价对环境事件的负面响应并不持久。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上市公司属性变量相比,违法成本变量对环境事件发生后股价波动的解释力更强。罚款占固定资产比例越高,股价向下波动程度越大,而行政处罚金额及其占年净利润比重过低是造成股价难以持续响应的重要原因。要想通过市场力量对上市公司环境治理形成倒逼机制,就需要加大环境处罚力度,提高环境处罚标准,增加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同时,完善上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确保环境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真实性,打破环境信息壁垒,是促进二级市场股价对环境污染事件产生持久响应的必要条件。     

元治理视域下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框架及工具优化

依据"元治理"理论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框架,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直接和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两大类。其中,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调整自身行为、直接调整企业行为、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三小类;政府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引导企业公众自治和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两小类。在政策框架基础上,设计了2个被解释变量、13个解释变量、4个控制变量,应用中国2013—2016年4个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元治理视域下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2013—2016年,政府调整自身行为中,产业结构、生活能源消费的策略调整取得成效,但工业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的策略调整有待改善。政府直接调整企业行为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优于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效果。政府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以交通限行管制为代表,取得显著成效。政府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中,引导企业自治的政策工具无效,引导公众自治的政策工具仅能提升环境意识而不能有效减少大气污染。政府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中,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未取得降低大气污染的效果,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成效显著。总体来看,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的政策工具优于间接调整的政策工具;政府关于产业结构的策略调整和限行管制的公众行为调整最为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的企业与公众协作较为有效。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建议:以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作用,建立直接调整企业与公众行为的长效机制;继续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以推广更多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产品;尽快完善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的政策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效应——基于血铅电池事件研究

2011年,我国浙江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血铅电池事件,国家环保部对生产铅蓄电池的企业进行了督查整治和停产整改,该"环保风暴"速袭资本市场。为探索事件期间资本市场对实施不同社会责任战略的涉事公司及其所处输配电气行业的反应规律,本文首先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涉事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涉事公司反应消极,其程度由弱至强为实施"行善、避害"、"不行善、避害"、"行善、不避害"、"不行善、不避害"社会责任战略的公司;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该事件对输配电气行业产生了溢出效应,资本市场对该行业反应消极,其程度由弱至强为实施"行善、避害"、"不行善、避害"(或"不行善、不避害")、"行善、不避害"社会责任战略的公司。案例研究和回归分析均表明,资本市场对实施"行善、避害"社会责任战略的公司给予了积极评价,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类保险"效应。研究结论可供企业科学选择社会责任战略和政府、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有效督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履行提供决策参考。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