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迅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城镇化发展速度超过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本研究基于2004-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VAR分析发现空间城镇化水平与土地财政、FDI具有长期正相关性,与财政分权具有长期负相关。为了协调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应改革财政制度、户籍制度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合理引进与利用FDI。同时关注生态环境、民生、人文、服务等领域,并对互联网与云计算等高科技信息技术安全问题加以注视,以此建造智慧城市,使城镇化发展沿着科学发展道路前进。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驱动因素解释——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

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已成为土地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耕地保留量、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生态压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城镇化速度、政府财政赤字、政府政策执行力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耕地保有量、生态压力两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影响不显著;(2)政府财政赤字、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政府政策执行力等3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的贡献率最大。为此,应从资源约束、生态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效率等多方面入手以破解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土地供给、房价与中国人口半城镇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人口半城镇化率也随之迅速上升。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首次将土地供给、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有效克服模型的内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了人口半城镇化率,抑制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房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人口半城镇化率大约上升0.189 4个百分点。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房价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地区偏移是导致东部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的重要根源。另外,还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相反,财政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有序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1)调整土地供给政策,并且健全住房供应体系,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为此,需要增加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土地供给,使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房的供应。(2)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地区人口城镇化。(3)深化户籍制度,切实放宽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同时还需要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增加地方公共服务并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从垄断到寡头: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关系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长久以来的方向和目标,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市场从政府垄断供给转变到政府和集体寡头供给,如何实现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两大供给主体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对当前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江门市为例,采用2005—2014年江门市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365宗交易数据,在运用对比分析法与东莞、顺德税费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后,从供需均衡和价格均衡两方面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市场的联立方程模型,试图从微观地块交易尺度上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政府和集体的市场均衡关系和收益分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税费比较,江门、顺德、东莞三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交易中所收取的交易服务费基准一致,但在出让收益金和交易税费方面收取标准略有不同。(2)2005—2014年间,江门市平均每年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过程中的收益比为1∶6.45,大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流入了集体经济组织。(3)除交易面积外,交易价格、土地用途、交易年限和交易频率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收益有显著正影响。由此得到以下结论:(1)目前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税费设置混乱,地方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收益"舍不得放手"。(2)除了交易面积外,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租税费收入和集体卖地所得与集体建设用地变量关系呈趋同性。认为:分析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两主体收益分配关系可为厘清寡头土地市场供给侧收益边界奠定基础。     

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的补偿机制

通过分析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失效的原因。认为在目前我国规制手段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的情况下。城镇化和旅游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自然文化遗产地的农地流转为旅游建设用地将不可避免。在自然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和经济增长两个要素中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机能。设计一种机制使当地居民在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同时向社会受益群体索取补偿。本文提出借鉴海外土地发展权制度，在自然文化遗产地配置可移转的土地发展权的内生机制．作为控制旅游建设用地“隐性市场”的有效管制方法。     

农地非农化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加剧扩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非农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应该加大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民进行耕地保护的奖励以及提高违规的惩罚力度,抑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遏制违法占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耕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土地价格差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逐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3)地方政府应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注重力拓土地后备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减少建设占用农地,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     

基于CE的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研究

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是土地资源配置中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农地城市流转在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土地要素的同时,却也在社会、生态方面引起一系列外部性损失,已有研究认为该损失的大小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但并未进一步定量揭示其关联程度。鉴于此,本文将农地城市流转的去向归纳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三类,以武汉市和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选择实验法(CE)以及多元Logit模型(MNL)识别了受访者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治理方案的偏好,从而间接测度了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以期为实施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管制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交通状况恶化、噪音污染、公共设施不足等七种类别负外部效应在类型和强度上有所差异;2绝大多数居民对治理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具有支付意愿,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强度(支付额)方面因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同流向而有所区别,并且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选择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关系;3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三种流向的负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流转为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及商服用地。因此,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主体,各级政府应当采用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多样化管制手段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予以调控和管制。     

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以湖北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土地税费政策是解决因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农地城市流转失序的重要工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是土地税费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从耕地保护管理主体——地方政府视角出发,通过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以新增费为例,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据此考察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①以新增费为载体的县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实现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进而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然而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②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发现,新增费分配效果不显著是导致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绩效不高的根本原因。③结合湖北省四大分区可知,新增费分配不科学、不合理是制约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的深层次原因。结果显示新增费分配倾向于经济相对发达的鄂东沿江平原区和受政策支持的鄂西山地,而作为湖北省粮棉油生产基地的鄂中平原区和鄂北岗地的新增费分配明显不足。     

基于改进模型的城镇建设用地预测分析——以张家界市永定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在上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中，所预测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与实际建设占用耕地情况有较大出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行的城镇建设用地预测方法的不尽完善之处。所以，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对城镇建设用地做出更加科学的、符合实际的预测，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以张家界市为例，提出并验证了一种适宜的建设用地预测方法一改进后的双因素预测模型。最后运用此预测方法对永定区2020年建设用地需求量进行科学预测，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不同类型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扩张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土地财政收入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仅以土地出让金等同于土地财政考察这种影响是不全面的,土地税也是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土地财政分为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两部分,在当前财政和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框架内分别分析了土地出让金、土地税对城市扩张的影响,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说:1在现行财政和土地制度安排下,土地出让金会显著推动城市扩张;2与土地出让金相反,土地税的增长可以遏制城市扩张。进而依据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1年的土地出让金、土地税与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运用面板协整计量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金、土地税两类土地财政收入对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是不同的;2全国层面及东部、西部地区的数据表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长会显著推动城市土地扩张;3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层面,目前我国征收的5种土地税均未发挥遏制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据此,应该通过完善现有土地税种、开征物业税,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加强土地收益管理,改革财政体系、缩小地方财政缺口等政策实现土地税对土地出让金的替代,最终实现城市土地的有效管控。另外,在东、中、西3大区域应实行差别化政策,有序实现土地税替代土地出让金。     

中部3省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时空演化特征

定量识别区域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特征与模式,是推进可持续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与管理、助力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从人口承载、生产与消费、公共服务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建设用地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探究了2000~2014年期间我国中部3省多尺度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特征与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中部3省城市建设用地人口承载、生产与消费、公共服务和综合功能总体呈改善趋势,但演化过程复杂;(2)不同尺度尤其是城市群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特征差异明显。沿长江和城市群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强度高,但城市群地区空间异质性较强;(3)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以复合型演化模式为主,演化格局复杂。其中,城市建设用地人口承载功能演化模式类型最多,且局部地区呈衰退型演化格局;城市建设用地生产与消费、公共服务功能和综合功能演化模式类型相对较少,且大多集中连片分布,武汉城市建设用地综合功能加速改善型演化特征显著。如何深入探究城市建设用地功能演化模式形成机理,并系统制定多级城市建设用地可持续利用管理策略,是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梦"等战略的重要任务。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非农用地结构变化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如何协调经济发达区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占用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土地占用供给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关系到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经济发达区江苏省江阴市为例，系统描述了苏南地区江阴市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用地结构转换的动态变化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明显升级，土地利用效率也相应提高，但是，从目前江阴市城镇建设与土地资源利用管理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城镇用地结构与规模不合理，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问题，必须从这几方面着手，即进一步完善城镇发展规划，合理协调城镇发展与村庄建设的关系；深化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土地使用效率，调整工业用地布局，促进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制定城镇生产环境发展规划，改善城镇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