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农户作为最直接的耕地利用主体,其生态耕种采纳度是耕地保护政策能否顺利落实和促使耕地保护的重要保证。基于江西省2 068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农户分化与代际差异两大社会现象切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人理论框架下,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层次分析—熵值定权法构建了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加强生态耕种行为,制定耕地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降低,且农户分化每加深1个单位,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条件均值降低0. 204个单位。第二,新生代农户相对于老一代农户具有更积极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新生代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比平均水平高37. 84%。第三,相对于分化程度更深的农户而言,浅分化农户的代际差异变化使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边际效果更强。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代际差异与分化调节效应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增强,农户分化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程度减弱,但是总体回归结果依然支持结论。代际差异、农户分化与分化调节效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基本稳健,结论均得到了较稳健的模型结果支持。为此,建议鼓励深分化农户加强耕地流转,释放有效劳动力;加强浅分化农户的技术培训,政府应在产业合作组织设立、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对老一代农户加强耕地保护基本政策、农业补贴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预期收益、可行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利用江西省2 068份调研数据,借鉴目标设置理论,实证分析预期收益、可行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1)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高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而中等预期、低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具有负向作用;而且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作用存在代际差异。(2)可行能力的提高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在其预期收益与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因此,应鼓励农户进行生态耕种,并通过示范作用,强化对预期收益的认可;加大生态耕种的基本知识宣传和相关技能培训提升自身的可行能力;生态耕种的激励政策应体现差别化来适应代际差异需求。     

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

稻虾共养生态农业技术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但由于有效技术来源不足、较高的技术与经济风险给农户采纳带来多重约束。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利用湖北省与江苏省60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及二者的互补与替代效应。研究发现:(1)邻里观察性学习、交流感受均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2)通过农资企业的经营性农技推广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3)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上,观察性学习、社会规范均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效应,邻里农户交流感受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与互补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该文认为应该有效结合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的互补与替代效应,提高各农技推广主体的运行效率和实际影响力,进而提高农户的采纳规范性和效率。     

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当前采用绿色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以秸秆还田覆盖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而深松、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采用率略低;（2）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3）相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建议应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鼓励建立内嵌于当地农技推广站、以种植大户为先导的绿色适用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确保绿色耕作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政府应加强灾害预警与田间学校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培训指导,强化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引导农户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农户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浙、皖三省农户调查

为了研究农户采纳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以风险规避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苏浙皖3省596个农户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和是否有过特殊经历、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农户对过量施肥和有机肥的认知、政府是否对农业施肥技术进行过宣传对农户采纳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提高农户采纳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意愿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大对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其次,政府应协助相关组织解决有机肥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最后,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     

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

以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实证,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探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了解程度、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政府补贴都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农户年龄、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和政府管制则会减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农民培育和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确保绿色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政府应加强完善农业绿色生产制度,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 ——基于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的调节作用分析

农药污染严重威胁产地环境与食品安全，关注农户施药量选择有利于促进农户农药减量化及农业绿色发展。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安徽四省重点茶区实地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研究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及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的调节作用。考虑到农药效用认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还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了Eextended 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表明：（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2）外部技术获得中，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3）经验资本中，病虫害防治记录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种植年限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因此，政府应通过村庄科技示范户培育将邻里信息传递机制“化弊为利”，带动其他农户减少施药量；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技术培训、专项工程等。     

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行政约束抑或是经济激励——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研数据的考察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农村环境治理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文章在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环境政策规制压力下农户环境行为决策框架,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的逻辑机理,并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能够促使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但要当农户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政策的正向影响才逐渐显现,并且环境政策强度与农户环境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相对而言,环境行政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强于环境经济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激励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采用环境行政政策来约束农户环境行为的效果要好于采用经济政策来激励农户;对不同类型农户,环境政策更能促使规模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小农户则会明显弱化环境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环境行政政策和环境经济政策之间起到了相互调节的作用,即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增强环境行政政策的约束作用,同时环境行政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增强环境经济政策的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放松对小农户、低收入农户的环境行政约束,加强经济激励力度,强化环境行政政策对规模户以及高收入群体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形成行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以便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风险规避、社会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

将社会学习引入现代农业技术采纳问题研究,既是对传统技术采纳与推广理论研究范式的拓展,也是理解农户技术采纳动态过程的关键.基于甘肃省张掖市498户农户微观数据,在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农户风险规避程度的基础上,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风险规避、社会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的影响,并引人交互项检验社会学习对风险规避的缓解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现代灌溉技术的农户占样本总农户的比例为66.06％,这其中,样本户的平均采纳程度为47.26％.(2)风险规避、社会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与采纳程度均有显著影响,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其采纳现代灌溉技术的可能性越低;社会学习能显著提升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与采纳程度.(3)从社会学习各维度的影响来看,相互学习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学习他人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决策及采纳程度有影响,但不显著.(4)社会学习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户现代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法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j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