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判——以长株潭和泛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城市群或城市群规划建设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鉴于目前对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没有统一标准，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群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方法，借鉴生命成长规律，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并对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述。结合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构建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城市群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并制定了指标评判的界定标准。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与泛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评判。评判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中前期；泛长株潭城市群仍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但已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中期。     

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判——以长株潭和泛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城市群或城市群规划建设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鉴于目前对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没有统一标准,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群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方法,借鉴生命成长规律,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并对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述.结合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构建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城市群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并制定了指标评判的界定标准.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与泛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评判.评判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中前期;泛长株潭城市群仍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但已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中期.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性及驱动机制

县域生态效率是支撑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托多源数据构建县域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EBM模型进行测度,并借助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动态特征,进一步将时空跃迁类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嵌套以探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于2005～2018年显著提升,其空间分布凝聚力较强且具备较高路径锁定特征,各县域单元存在一定跃迁惰性,“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局部空间特征动态性更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丰城市具备最大波动性,长沙市市辖区具备最大稳定性;经济-气候驱动、产业-资源制约、经济-资源驱动、产业-降水制约等4种驱动/制约模式呈现出自“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制约向驱动转化的演进格局,各自蕴含不同的驱动机理。     

基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研究存在两大难题:(1)传统景观数据的混合像元问题影响城市扩张趋势研究的准确性;(2)城市扩张驱动因子的共线性问题影响驱动机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针对上述问题,以南京市为例,利用不透水表面分析结果,采用不透水面加权平均重心分析、线性方向均值分析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开展2000～2017年城市扩张趋势研究,并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扩张驱动机制开展定性及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整体上表现为多中心非同步的蔓延式扩张;2000～2017年的3个时间跨度内,南京市整体的不透水表面扩张速度不断增长,年均不透水表面加权平均重心转移距离分别为303,379,611 m,全市尺度上往顺时针偏北259.12.方向转移2 564 m,具体到各辖区,重心转移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扩张的外部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方向性,2000、2005、2010以及2017年4个时期,不透水表面的标准差椭圆扁率均在2.232以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向扩张,各辖区扩张方向性不同;城市外部空间特征及发展战略、河流水系及自然保护区分布、土地利用规划等因素表现为对城市扩张方向的约束和限制作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扩张规模的主要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臭氧浓度的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

运用克里金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等定量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15~2017年O3浓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O3浓度呈上升趋势,O3日最大8 h滑动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平均浓度由149 μg/m3上升到166 μg/m3,平均超标率由9.3%上升到12.1%,以O3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超标总天数的比例由32.3%上升到46.4%。（2）受气温和降水量年际波动的影响,各年份O3月均浓度变化曲线形状不同。但O3超标都主要发生在4~9月,超标天数分别占2015、2016、2017年的88.3%、98.2%和97.0%。（3）由于安徽O3浓度快速上升,长三角城市群O3浓度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高西低演变为北高南低,且同质化增强、异质性减弱。（4）随着O3浓度的上升,O3浓度热点区由环太湖地区向南京都市圈扩展,冷点区在安徽有明显收缩。（5）地理探测表明,长三角城市群O3浓度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规模、城市化和排放源等社会经济因素驱动,且均呈正向影响。自然因素中的降水量和风速呈负向影响,分别对O3有显著的清除和扩散作用。     

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演变特征与对策研究

科学揭示城市群内在空间联系特征是诊断问题与优化对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可达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空间相互联系、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对内集聚影响力等层面方法集成对2006年以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的内心圈层结构,交通科技对城市空间联系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明显,空间联系网络格局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北高南低、东北高西北低,但区域差异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呈现出以长沙为主核心的圈层模式与常德市为副中心的极核模式并存的局面;长沙是城市群集聚的核心,益阳、娄底、常德处于城市对内集聚影响的低位区,城市群对内集聚影响能力沿高铁线路分布和拓展,长昆客运专线开通后核心地带开始呈现出向西偏移的态势;针对城市群存在极核结构依然明显、内核圈层尚处雏形、区域网络联动效应较差、基础配套有待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产业协作、优化战略政策和完善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建议。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土地扩张时空演化特征——以宁汉渝3市为例

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与"T"字型发展战略理论内涵,选取长江沿岸上、中、下游中心城市重庆、武汉和南京为实证研究对象,以1980、1990、2000、2010年4期遥感影像资料为基础数据源,通过RS、GIS和景观生态结合分析,分别对其城市扩张强度、城市扩张类型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景观指数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从而系统分析了近30 a来3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与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30 a来,南京、武汉和重庆3市城市扩张强度均呈明显上升趋势,总体呈现南京市>武汉市>重庆市,但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重庆市城市扩张增速赶超武汉市,南京市反而增速最低;(2)对城市扩张类型分析表明,南京市始终以边缘式增长为主;武汉市在2000年之前以飞地式扩张主导,2000年之后呈现边缘式增长;重庆市以边缘式增长为主,但2000年之后飞地式增长迅速;(3)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分析表明,1980~2010年南京市土地扩张相比城市人口开始减缓,而武汉市和重庆市在2000年以后城市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城市人口增长速度;(4)景观指数验证分析结果显示,遥感分析、地理信息分析和景观生态分析的结合能够很好反映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过程及演化特征。     

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适度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处理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构建区域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到2007～201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然断点法分析两者的空间格局演化情况,而后建立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1)城市群总体环境治理力度有所增强,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其空间格局变动较大,表现在高规制强度地区由城市群中部逐渐向东西部边缘地区进行转移。(2)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水平整体不高,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旅游生态效率逐渐形成中部地区高效率组团状集聚的空间分布形态。(3)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正逐渐减弱。从空间维度上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受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的城市较少,主要分布在城市群中部地区。     

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正处于一个新的成长期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及内在驱动机理。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区域各地类面积比例的动态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以及耕地和水域面积比例的减少。在此基础上建立驱动因素体系,利用相关分析和主因子分析方法,并构建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非农化、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化。但是不同的时期,主要驱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土地利用的特点不断变化：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率)的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增长的作用明显的减弱;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比例增加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     

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与规模等级模式分异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战略背景下,都市圈成为区际竞争的核心载体,定量认知基于长时间序列的都市圈城镇扩展时空格局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模式分异规律,对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与制定因地制宜的空间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15年4个阶段（1990～2000、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用城镇用地来源、城镇扩展速率、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重心坐标、分维数以及扩展强度指数的等扇分析等指标对武汉城市圈城镇扩展的时空格局以及规模等级模式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其次是水域、林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来源由单一趋向多元化;城镇用地扩展速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以及扩展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时期的中快高速扩展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比如扇形、”U”型;根据雷达图把城镇用地的扩展模式划分成单翼、多翼和扇形扩展3种模式,各城市主要扩展方向没有一致性,呈现出小城市扩展方向大城市聚拢的特征;武汉城市圈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平整,分维数具有波动性特征;武汉、黄石、咸宁的重心往西南方向迁移,鄂州、黄冈、孝感的重心往西北方向迁移;不同等级城市的扩展格局以及模式具有差异性,中小城市的扩展速度大于大城市,城市形态都趋于稳定。 关键词： 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展;时空格局;模式分异;武汉城市圈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 Expans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aims at study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 expansion and its role. Based on the economic model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applying panel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paper conclude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have played the most powerful role in urban expansion. An increase in population helps the core to extend.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an provide a countervailing force. An increase in transportation costs will limit urban expansion. An increase in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nd in housing production will increase urban expansion.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also have encouraged the extensive shift of cultivated land into build-up area.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if high rate increasing GDP is needed, the urban core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ity.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基于最佳尺度的城市扩张特征研究——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

为深入、准确揭示城市扩张特征,采用国土部门1996年、2005年、2014年3个年份1∶5000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基于ArcGIS10.2平台提取相应年份中心城区的城市用地,以50 m为步长,分析了 50～1 000 m 尺度范围内城市扩张规模、分形特征和扩张模式差异,得出最佳分析尺度为350 m。基于最佳尺度,分析了1996～2014年苏州城市扩张特征,结果表明：（1）1996～2005年扩张速度明显高于2005～2014年,其规模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密切相关;（2）扩张类型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早期以蔓延式扩张和飞地式扩张为主,后期出现明显的填充式扩张,在各个方向上存在梯度推移现象;（3）近20a来,城市分形维数D逐渐提高,基于城市用地生成的凸包图形愈加复杂,表明城区进一步扩张趋势突出。最后提出了城市扩张管理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的研究及扩张管理提供可能的借鉴参考。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创新效率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6年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GMM估计方法揭示其驱动因子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1)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上,创新效率由2006年的0.731增长至2016年的0.807,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平稳发展期和波动变化期两段式特征。"东弱西强"梯度分异格局显著,二元格局差异逐渐弱化;(2)城市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Malmquist指数由2006年的6.2%提高至2016年的18.4%,增长态势相对稳健。空间分异总体上不明显,具有"发散-收敛-发散"的三段式演化特征;(3)GMM回归结果显示,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和三大次级城市群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信息化进程、经济基础、外商活跃度有助于激励城市创新效率提升,金融规模阻滞作用显著,而第三产业规模、创新平台、政府支持力度则异质性作用明显。     

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初，深圳和珠海旅游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极为类似，但是20年来两个城市旅游的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城市旅游发展取决于需求结构和相对优势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旅游体验本质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同一类型的旅游城市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变化规律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城市旅游驱动机制决定了相对优势的变化，旅游驱动机制演变轨迹的不同正是建成各个城市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模式差别的主因。由此可见，城市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用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需求结构的变化），适时培育和转变驱动机制。     

基于LUR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城市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当前微观尺度下空气监测点周围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选取地形、污染源、人口、道路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景观格局6大类预测变量,其中城市景观格局选取边缘密度、连续度、形状指数、斑块平均面积、蔓延度、均匀度指数7个景观指数,运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所选取的土地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解释研究区PM25浓度的732%的变异,模型拟合较好;（2）影响PM25浓度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与水体。微观尺度下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中连续度和形状指数对PM25影响显著,建设用地连续度越高,分布越集聚,PM25浓度越高;水体形状指数越小,形状越简单规则,越易降低PM25浓度;（3）城市整体景观格局中,景观聚集程度与景观多样性等因素对PM25浓度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景观内各类型斑块的离散分布,使各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体景观内,有助于降低PM25浓度。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大气防治与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HJ1〗〖HJ〗〖JP+1〗     

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时空动态及驱动力分析

随着我国旺盛用地需求与有限土地供给矛盾的日益尖锐,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ARCGIS9.2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分维数相关分析模型,对1990 - 2005年间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特征、形态特征、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建设用地的扩展规律,探讨了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迅速,但仍低于同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其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最快,农村建设用地与其他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基本相当;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区域差异明显,但与经济发展水平亦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农村建设用地扩展程度区域差异最大,城镇建设用地最小;各地市间,滨州市扩展强度最高,东营市最低;全省建设用地稳定性指数较低,并总体形态趋于复杂化,稳定性指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农村建设用地稳定性指数最高,城镇建设用地最低;期内山东省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主要为非农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增加、第二产业增加值等.     

基于BRT模型的南昌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分析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以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了解城镇化规律,为制定具有区域化特色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方案。研究以南昌市为例,基于多期Landsat遥感影像(2000、2008、2017年)获取南昌市城镇用地变化的时空信息,采用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扩展指数、重心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该地区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进而应用增强回归树模型(Boosted Regression Tree,BRT)探究影响城市扩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7年,南昌市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252.81 km~2,第一阶段(2000～2008年)增长的强度和速度大于第二阶段(2008～2017年);(2)两阶段南昌市城镇用地扩展模式均以边缘式扩展为主,以填充式及飞地式为辅,扩展方式缺乏集约性,存在"摊大饼"式问题;(3)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南昌城市发展重心总体上往西南方迁移了2.19 km,第一阶段南昌市城市扩展重心向西迁移了1.50 km,第二阶段又继续向西南方迁移了1.35 km;(4)南昌市城市扩展的16个方向中,以SW及SWW方向上较大,而在NW、N、NNE、SE、SSE方向上因受到梅岭山脉以及军山湖泊的阻隔导致扩展强度较小;(5)利用BRT分析邻域因素(距2000年城区距离,距河流距离,距路网距离),社会因素(土地利用类型,GDP,城镇人口),自然因素(高程,坡度,海拔)可知,南昌市城市扩展主要受邻域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中仅土地利用类型对城市扩展影响较大,而自然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