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地方政府有采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双管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典型事实,探明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破解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的困惑。文章采用2007—2016年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Durbin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系统地考察了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效应,科技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则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时还存在协同效应。为化解内生的环境规制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问题,本文以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占比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为了体现地级市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强度的异质性,采用地级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与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占比相乘,创新性地构造出异质的地级市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基于工具变量的再估计发现,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导致低估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导效应,而高估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低于小城市,十八大以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显著。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愿景,不仅需中央引导地方政府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还需引导区域间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273个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全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三个层次考察了样本城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分析了资本、劳动力、土地三大投入要素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等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并在控制以上变量的条件下侧重考察了城市区位差异的影响。发现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明显,具有区位优势的城市土地效益平均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城市;沿海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对较高,而内陆地区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有待发掘;航空口岸对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未发挥积极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投入、科技水平、市场环境和城市发展阶段是影响土地效益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区位条件下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不同区位条件的城市着力点应各有侧重。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中国不同城市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气候条件、人口结构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尺度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库CHRED及CHRED2.0,通过加入产业结构、城市化和气候差异等因素,对传统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考察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一个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部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会随着富裕程度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但城镇化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全国样本来看,2005年和2012年人口因素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变化较小,维持在0.7左右;气候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05年的0.288 1下降为2012年的0.000 2;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影响从2005年的0.744 2上升到2012年0.979 5;同时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在2005年存在倒U型关系,但到2012年这种关系不再显著。除了针对全国尺度的分析外,本研究还依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识别出不同规模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差异。今后在制定城市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把握关键影响因子的前提下依据城市自身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中国居民经济福利的动态差异分析——来自210个地市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210个地市及以上城市1994-2014年数据,文章从地区和城乡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居民经济福利水平的区际和区内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沿海-内陆和市区-县区的二元特征;沿海居民不仅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福利水平,而且无论是市区居民还是县区居民,他们的经济福利状况都趋向于改善和优化;在内陆地区,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在整体上远低于沿海居民,并且在同一区域内,市区与县区居民的经济福利差距也未发生明显的改善,相反,在某些区域还表现出恶化的倾向。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讨论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可以显著降低环境污染;（2）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协同作用,在人力资本的影响下,技术创新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同时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也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3）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后,二者的协同效应会增强,减污效果更明显;（4）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通过“产业清洁效应”、“外资清洁效应”和“金融清洁效应”3类中介途径实现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政策困惑,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MIMIC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制度异质效应,稳健性检验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确实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实现与社会资本的匹配,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建议,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政府质量和市场机制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努力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城市蔓延影响了城市代谢效率吗？——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城市蔓延如何影响城市代谢效率对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85个地级市2004—2019年的城市代谢效率并分析了收敛性情况,接着运用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城市蔓延与城市代谢效率的线性相关关系和非线性相关关系,最后以两阶段SYS-GMM构建动态回归模型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2004—2019年全国城市代谢效率有所提升,且上一年城市代谢效率对当年城市代谢效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表现为“滚雪球”效应。各地区城市代谢效率值的差距逐渐缩小,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2)城市蔓延能显著提高城市代谢效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的作用不显著且为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非省会城市的正向作用显著。控制变量中,网络普及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人口占比对城市代谢效率呈显著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和外资利用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3)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在公共交通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约束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促...     

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土地是保障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性要素,其规制效果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因此,该研究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考察土地规制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U”型直接影响关系且拐点值为4.833,即低水平土地规制抑制城市创新,而越过阈值的高水平土地规制能够推动城市创新。(2)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情形下,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毗邻城市的土地规制对本城市创新的影响呈现与直接效应同趋势的“U”型曲线关系。(3)土地规制与当地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6.214,对毗邻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目前中国城市的土地规制水平尚未达到阈值,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抑制了城市创新。(4)本地土地规制与本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5.750,对毗邻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相似的“U”型趋...     

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2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并引入空间效应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发散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土地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2从时空格局看,城市土地消耗强度有收敛的可能,但随时间序列的移动,收敛迹象逐渐模糊;3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消耗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某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受到其他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同时其空间自相关性受到未被观测的解释变量的冲击,从侧面反映出除土地要素投入外,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要素投入,对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样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城市建设影响的定量研究——基于CR4指数的实证研究

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产业集聚的支撑和支持,高度的产业集聚有助于协调好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参照国家环境保护部组织修订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选取数据相对比较齐全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第三产业比重"、"森林覆盖率"、"单位GDP能耗"、"城镇化水平"、"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睾"6项指标,应用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CR4指数,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综合CR4指标,以及衡量生态城市建设水平的综合指标.产业集聚对生态城市建设影响的定量分析表明: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牺牲生态环境的倾向;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生态城市建设;产业聚集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生态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能源消耗强度——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32个行业面板数据,将工业各行业研发总支出划分为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转移三个部分,在估算自主研发存量和技术引进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工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FDI的进入程度以及工业内部行业结构等因素.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自主研发对全工业行业和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有显著负效应,对低能源强度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国内技术转移对全工业行业和低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有显著负的影响,对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在所有样本中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还发现,在低能源强度行业中,自主研发并没有与国外技术引进互为补充共同促进能源强度的下降;在高、低能源强度行业样本中,自主研发没有与国内技术转移形成互补优势,有助于能源强度的下降.     

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为例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背景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蔓延不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城市蔓延度提高。而随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时,城市蔓延减缓,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活性服务业。（2）从城市规模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在中小城市起显著的作用,而在大城市不显著。第三产业在大城市起显著的抑制性作用,而在中小城市不显著,这主要与不同城市规模下集聚经济效益的发挥有关。（3）从蔓延类型角度来看,推动城市蔓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而第二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城市蔓延向过度蔓延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应合理布局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避免不合理开发和盲目招商引资而造成的城市蔓延。     

国际贸易会恶化全要素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当前实现保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正在向着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日益推进。因此,深入探索国际贸易如何影响能源效率这一课题,对我国当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在Tone(2003)的基础上引入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通过MATLAB软件测算了我国33个工业行业2003—2014年期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利用STATA软件对国际贸易与能源效率关系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且优于工具变量模型;(2)行业国际贸易总量、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中间产品进口总量和中间产品出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前者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而其他非中间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与能源效率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4)能源价格、研发投资和环境规制变量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非国有产权结构和煤炭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均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前者与能源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中间产品出口落入污染天堂假说陷阱,而中间产品进口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因此,要密切重视中间产品出口行业的能源效率提升,提升环境治理力度,加大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研发投入,同时继续推进所有制改革,并积极推动能源消费向清洁能源升级。建议未来关于国际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继续沿着将国际贸易进行细分的研究方向,即分解为中间产品贸易与资本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等细分维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尤其是要进一步关注资本品进口与中间产品出口对我国能源效率的交叉作用。     

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产业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杭州市EKC曲线的实证分析

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选取杭州市1995-2012年环境和经济数据,构建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库兹涅茨模型,分析杭州市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曲线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2年杭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呈"倒N"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环保资金投入和环境管理的加强使杭州市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趋于缓和。     

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测度与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开发要追求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对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可以为城市开发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中国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模型和方法,对其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有19个城市处于无效状态;大部分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状态;投影分析表明省会城市开发中存在资源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从省会城市的区域分布上看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和多个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多元因果关系。城市开发应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城市规模,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演进的视角

将气候问题的主要利益集团和国家分为三组,欧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伞形国家集团(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等),近似代表气候政策的一、二、三3个梯队。全面扫描这些国家标准和管制政策、财政政策工具、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信息工具、研发政策等主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同时,选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以及环境监管能力作为政策环境因素,试图反映气候政策工具应用条件从低到高的阶段性的特征。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应用情况的国际比较,总结了减排政策工具应用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应用条件,稳步推进高级政策工具;加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以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温室气体政策工具的核心目标;近期应谨慎推出碳税;循序稳妥推进碳市场建设。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