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黄土高原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5个维度对黄土高原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便利性认知、技术效果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技术认知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山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声望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陕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信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甘肃省农户的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为完全中介。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农地整治措施对土壤细菌的影响,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同农地整治措施下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种群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从细菌多样性来看,实施农地整治的样点土壤细菌多样性显著提高;(2)从细菌种群结构来看,实施田块归并、平整土地、筑造沟渠以及土壤培肥等措施有效提高了甲基暖菌属(Methylocaldum)、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脱硫线菌属(Desulfonema)等有益菌属的丰度;(3)通过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酸碱度、铜和铅含量是影响农地整治区土壤细菌多样性与结构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证实了农地整治对提高土壤细菌多样性和改善土壤质量的重要作用,也为农地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农地整治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标杆管理和DEA模型

农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地整治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本文以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22个县(市、区)农地整治为对象,收集并整理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运用标杆管理理论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超效率,判断其DEA有效性,提出农地整治DEA无效地区的标杆选择方法,确立出DEA有效地区为农地整治的备选标杆,运用投影分析法找出DEA无效地区与标杆间的效率差距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出向标杆学习的持续改进方法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检查。研究表明: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的效率整体较高,其中DEA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9个,13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效,9个地区的规模效率有效,三个效率均值依次是0.912 9,0.949 5,0.962 0,且该工程模式区的西、中、东三个片区农地整治的效率均值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明显态势;农地整治DEA无效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江夏区等5个地区单位面积投资冗余率超过了10%,武穴市等4个地区的平均建设规模的冗余率超过20%,土地纠纷减少率、田块规整变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3个指标不足率较高,江夏区土地纠纷减少和田块规整变化不足率均最高,分别达到28.31%和15.79%。在未来的项目中,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应注意其投入规模,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投入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促进综合效率的提升。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长江经济带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生产和生活视角

分解长江经济带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有利于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采用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兼顾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将用水总量时空差异分解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显示:生产用水量是长江经济带及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的主要来源,生活用水量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也逐渐增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尤其是农业,农业、工业用水强度普遍下降及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都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生产用水量是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各省份用水总量与江苏、重庆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性。因此,各省份应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点开展生产环节节水、兼顾生活环节,继续降低产业用水强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强生活用水定额管理、提高节水意识,各省份可以以江苏、重庆为参考对象,依据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因素,充分挖掘可行的节水路径。     

基于景观格局视角的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影响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宜丰县土地整治项目区为例,选择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廊道特征3类景观格局指数,从景观格局视角定量评价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水田的斑块密度由8.916 1个/hm~2下降至8.423 4个/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075 1 hm~2提升至0.076 9 hm~2,边缘密度由1 203.431 8降低至1 127.134 7,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由1.238 6下降至1.216 3,最大斑块指数由0.17%上升至0.18%,景观格局指数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旱地除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以外,其他指标均表明旱地趋于细碎化。(2)土地整治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斑块数量由3 530个提升至4 175个,平均斑块面积由0.070 6 hm~2增加至0.059 7 hm~2,面积加权平均形状因子由1.672 3增加至1.816 0,最大斑块指数由2.06%降低至2.01%。(3)土地整治优化了农村道理和沟渠布局,廊道特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农村道路和沟渠的修建割裂了斑块,是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中需要注重旱地、农村道路、沟渠的景观格局设计,达到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和提高土地整治景观生态效益的目的。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尚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此,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基于其"集体行动"与"利他主义"属性,应用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农民环境保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冲击。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得到了多数农民的认同,68.3%的受访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具有投资意愿,且意愿投资水平为8.46-12.39元/月;2社会资本变量中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制度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3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物质资本中的家庭纯收入、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兼业、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均表现出积极的作用;4要缩小私人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统一,需要政府或宏观经济管理者在制度安排上向其倾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或舆论引导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水平,增进农民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民众对法规持有的"法不责众"态度;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失灵的原因及矫正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国家和个人收入持续增加的根本动力，对农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目前我国由于资源约束下的政府偏好、多层次委托一代理背景下的官僚行为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出现了政府失灵。矫正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偏好及相应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缩小政府规模，约束官僚行为；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     

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

耕地资源数量安全是耕地资源安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受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管理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耕地资源数量安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时空差异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状况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从安全水平的区域分布来看，北部和西部省份的安全水平普遍高于东部和南部省份，同时发现，区域安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