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与战略框架

能源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能源战略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日益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阐述了制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能源安全的选择路径,构建了全面性能源安全战略框架,为制定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战略提供参考.论文认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是能源可持续供给、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突发事件合理应对、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应从能源供给安全、能源生产和使用安全、能源运输安全、能源环境安全及能源安全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选择;健全能源管理体制、能源政策、能源市场、能源技术、能源战略储备、提高输送能力、能源环境与节能是能源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国家能源安全综合协调机构;运用市场机制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能源利用多元化;加快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加强能源资源的战略储备.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能力测度与政策推进——以东北地区为例

"十一五"即将结束,文章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在五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以东北地区为例,在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状况基础上,指出东北地区还存在着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节能目标实施进度滞后、水环境质量改善缓慢、大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通过对东北地区各省在"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的节能能力、SO2和COD削减能力以及投资机会的定量分析,为强化节能潜力的挖掘、SO2和COD的削减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本文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实施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全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节能减排调控手段等对策措施.     

以节能和新能源产业为主导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是我国进一步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措施,更是着眼未来,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抉择。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我国应把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来抓。这是因为:一是能源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以低碳为中心的科技经济竞争成为未来世界竞争的重要方向;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出了重大的自主减排承诺,这些因素决定了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当今中国更为重要和迫切;三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可再生能源蕴量丰富,发展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之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如何规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突破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前期的环境污染对当期的环境影响作用明显;对于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环境影响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在控制环境污染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就政府管理而言,东部地区的政府管理对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效果则并不明显。在省域层面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和政府管理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必须以地域空间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自净能力为依据,政策选择和过程实施要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二是促进煤炭等能源资源开采、转化与终端消费等环节的清洁化,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三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要进一步挖掘技术潜力,加强技术创新;四是要激励各个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规制中保持积极态度,防治资源寻租和环境寻租。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生活消耗除外）出现了较大波动，本文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能源消耗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并利用H-P滤波、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1980-2005年累计节能量为94457万t标准煤。1980-2005年中国节能缺口处于波动之中，尤其是1998年以后，受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与潜在节能率相比，实际节能率在逐步降低，但到2005年，实际节能率大于潜在节能率，节能优先的高能效战略得到一定落实，有效控制和改善了能源的紧张状态。同时，近年来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说明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节约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有巨大的潜力。     

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潜力与减排效应估算

能源是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部地区经济的不断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量也呈逐渐上升趋势。传统化石能源日益显示出供给和环境两方面的压力,而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能源替代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应。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丰富,经估算结果如下：第一,2009年农作物秸秆、牲畜粪便和城市垃圾3种生物质资源沼气潜力达839733亿m2,折合标煤7 31475万t;第二,开发利用3种生物质资源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3 880 59483 t。据此,提出建议：第一,重点开发利用秸秆、牲畜粪便等农村生物质资源;第二,为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生物质能源产品进而实现减排效应创造支撑条件     

困境中的出路:丹麦解决能源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丹麦是世界上公认解决能源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本文在分析丹麦在解决能源问题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的基础上。总结了丹麦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加强对能源开发和使用等全过程的宏观管理、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开发和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积极推广应用各种节能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和做法。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我国如何依靠科技进步解决能源问题提出了建议。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我国农村能源——环境问题的特点与对策

本文将中国农村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放在同一系统中,从分析农村“能源-坏境”问题的特点入手,探讨了合理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和促进农村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多能互补和良性循环相结合、开源节流、运用经济杠杆等一系列对策。     

"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能源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渐显著.企业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参与者,经常陷入节能减排投入成本高、担负责任大,却经济效益少的现实境地.与之相反,政府则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到企业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各项收益和资源保存收益,这将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本文构建了一种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激励模型,可求得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战略中最优的责任分摊比例,并依据模型测度出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投入和各项经济、环境效益指标,从而为政府合理分摊企业节能减排压力提供科学的依据,并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实施节能减排战略,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绿色发展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绿色发展带来的挑战。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直接或间接地对绿色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资源开发利用与绿色发展系统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根据熵值法的客观性及其在环境能源评价应用的广泛性,首先,构建了用于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评价模型,模型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和权重确定,界定了灰色关联系数;其次,从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与投资三个层面构建了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能较全面地反应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选择辽宁省1993-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对辽宁省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逐渐偏离绿色资源开发利用的轨道,绿色发展处于缓慢下降趋势。2010年降幅较大,由于增大了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和化石能源生产量,使得正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从2009年的0.54下降到0.48;而2011年之后又回升到0.57,表明辽宁省在合理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加大了环境投入和改进措施;2009-2013年间是辽宁省绿色发展的波动时期,与转变产业结构、改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加大环保投入直接相关。总体来说,辽宁省在资源开发利用,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待进一步突破;最后,论文从三个阶段总结了辽宁省资源开发利用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状况及其原因,包括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政策与投资执行不到位等。     

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

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本研究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然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在现有国情下,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主要协调路径应在于: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目标,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提升外资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结构优化;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宣传,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等.     

中国中东部能源发展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中东部地区是能源的负荷中心,其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事关中国能源革命的成败。长期以来,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成为习惯,国家已给予足够重视。然而,由于对西部能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煤和电,势必降低能源利用的效率并增加成本。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中东部地区能源供需现状及特征,发现中东部地区化石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给,电力不能满足自给且本地电力以煤为主,非化石能源利用比例过低。为此,本文提出了将"远方来"与"身边来"相结合的战略新思路,即充分发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辅以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来解决中国中东部能源问题。为了验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本文深入分析了中东部地区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成本,以及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等因素,认为中国中东部地区完全有可能做到能源高比例自给。为了实现中国中东部地区能源高比例自给,本文提出了节能提效优先,发展集中式智能化电网和分布式微网,以及通过局域的"虚拟电厂",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将源、储、调、用等统管起来的主要途径。最后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大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支持,以及加大国际合作力度等方面给出了政策措施建议。本文特别强调,中国中东部地区逐步降低煤电比例,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各方下定决心付出巨大努力,需要切实转变传统观念和习惯。同时,也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科学评估、认真规划、理顺体制和政策支持。     

我国社会节能过程中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为了在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探索我国社会节能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在我国社会节能过程中离不开金融与政策的支持,这不仅因为现行的财经制度和政策及其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经济的产物,对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节能过程的财经及其政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还在于现行财经政策对推进我国社会节能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因此,一方面要运用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强有利社会节能的信贷制度、金融法规的建设,促进其导向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和政府调控价格的管理科学化,充分运用税收杠杆调控能源价格,逐步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有效利用能源、保护环境的税收和收费政策体系。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能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焦点,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单独从能源或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对能源与环境特别是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两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利用DEA方法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法分别测算了我国1989-2007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在初步评判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协整和ECM模型得到本文的结论: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同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降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大于长期波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能源效率的作用。     

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及其评价研究

为了保障能源利用条件下的国家环境安全。通过比较环境安全评价和传统环境评价，提出环境安全度这一环境安全的定量指标。建立中国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评价体系。评价结果表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结构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无论是二氧化硫还是氮氧化物的排放在2010年和2020年都是不安全的。因而．必须制定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环境安全战略。制定相应的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削减能源环境污染。动用经济手段促进能源可持续利用。确保国家环境安全。     

我国地热资源与可持续开发利用

地热资源是清洁能源，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本文在对我国地热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的分析基础上，指出我国地热产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提出了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基于Verhulst模型与信息熵理论的能源消费研究

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重要保障作用。能源消费预测是制定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作,为节能减排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选取2000—2014年四川省能源消费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GM(1,1)模型和改进的Verhulst模型对其拟合并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改进的Verhulst模型相对误差为4.94%,较传统模型5.38%误差更低。同时,对煤、石油、天然气、水和核电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水核电生产量和消费量不断上升,在2013和2014年超越煤炭量,但总体仍表现高碳排放特征。四川省能源消费结构信息熵十年间从0.823 2增加到0.990 5,说明四川省整体能源消费结构向着合理方向发展。最后,针对四川省能源消费结构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议,促进能源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