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与绿色转型研究：机制识别与政策优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往往会对其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实体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数据（2007—2020年）,构建其绿色转型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确证了金融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与机制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对其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其中短期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地,这一冲击对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上述冲击影响主要通过恶化财务状况、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预期等渠道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下降。进一步地,通过政策优化（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度）支持,上述负面效应将被显著削弱,这也说明金融体制机制的优化是降低企业金融化负面效应,提升其转型升级动力和意愿的重要路径。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数字经济何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具有生态化的本质，是提高乡村生态演进韧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影响的直接机制、中介机制基础上，本文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乡村生态振兴，在运用分时间段检验、剔除特殊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三生”环境的影响大小有所差异，对乡村生活绿色宜居化的影响最大，对乡村生产绿色低碳化的影响次之，对乡村生态本底品质化的影响最小。中介效应显示，农村经济增长、绿色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都是数字经济助力生态振兴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影响乡村生态振兴的效应大小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态势，总体上，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绿色赋能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农村生态经济增长点培育、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及环境监管、宣教引导等方面的作用，因地制宜以差异化的数字化策略提升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性。     

经济增长目标、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绩效,还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本研究借助中国200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经济增长目标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剧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在“硬约束”情形、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环境目标会弱化这种负向作用。本文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微观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并为地方政府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好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效率创新冲突、金融粘性与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的形成北大核心

以2000—2020年30个省份的实体经济数据为样本,利用四成分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我国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的客观存在、形成机制及金融粘性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生产率困境,具体表现为短期生产效率远高于长期生产效率,且长期生产效率增长趋于停滞。(2)效率与创新之间的冲突是造成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的成因。(3)金融粘性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体现在提高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会加剧生产率困境,增加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有助于缓解生产率困境。(4)要突破我国实体经济的生产率困境,不仅需要增强国有部门对新技术高地的攻关和布局,更需要鼓励非国有部门对前沿技术的吸收和引进,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对非国有部门创新企业的激励政策。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让绿色金融成为绿色经济的动力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对相关的金融投资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通过金融政策实现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企业转型有着重要作用。当前,绿色金融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绿色金融发展要求相差甚远,建议把它尽快列入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的工作规划。     

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否驱动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数据

国家高新区是新时代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研究以2008年之后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实验组,以一直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形成2003—2019年的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机制主要是国家高新区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改善居民绿色行为和居住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以上结论表明国家高新区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和节能减排来进一步增强绿色先行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绿色发展。     

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我国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选取资源型产业中12个行业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而言,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金融因素都存在正向作用,公众认知因素存在负向作用;政策因素的资金支持和环境管制、市场因素的市场需求和销售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因素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我国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中国绿色转型测度与绿色消费贡献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性绿色转型指标和指数体系,测度了中国2004—2018年绿色转型进展。从计算结果看,2004—2008年,绿色转型指数逐年大幅提高;2009—2015年,绿色转型指数上升趋势减缓;2016年以来,绿色转型指数出现略微下降,其中,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指数的增大对整体绿色转型程度的提高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增速开始放缓,消费领域绿色转型指数下滑趋势明显。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转型,针对消费领域亟待构建形成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强化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使得绿色消费成为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新抓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宏观管理促进微观主体绿色发展

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以绿色生产、绿色服务、绿色消费、绿色核算不断提升的基础轨道上去,这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在绿色转型提供战略机遇的同时,也极大地挑战了企业。倡导绿色理念,对行业协作和中小型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将促进微观实体的绿色转型。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评价及影响机制

当前,我国处于海洋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海洋经济宏观转型的机制研究将为中微观海洋发展指明方向。通过熵值法计算海洋经济转型指标权重,评价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经济转型度,检验海洋经济转型的空间相关性,并以沿海11个省市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海洋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空间上,相邻省市的海洋经济转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之间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②沿海省市海洋经济转型空间相关性2001—2007年逐渐减弱,2008—2016年逐渐增强;③控制主要海洋产业占GDP比重、海洋经济密度有利于本地区海洋经济转型发展,而控制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建成量、海洋专业技术人员、泊位数、海洋经济密度则有利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经济转型发展。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研究

利用我国2004—2015年24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和绿色经济效率水平,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金融集聚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还对周边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大城市、大城市金融集聚能提升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而中小城市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在五大城市群中,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仅有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能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     

土地财政影响住房价格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在住房价格不断飙升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得益于土地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引发了土地财政是否推动房价上涨的探讨。基于乘数效应和简化的区域经济增长三部门模型,分析土地财政影响房价的机制;采用我国1999—2010年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Hausman检验和协整检验,构建土地财政影响住房价格的长期均衡模型。理论与实证分析均发现,存在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循环效应,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关系。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在2014—2019年显著,在中部和西部省份显著,在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省份显著。传导机制检验表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及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竞争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高质量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环境质量改善作用、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及努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改善环境质量。     

发达国家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不断凸显的时代,依托科技创新与数智化开展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同开展的工作。因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和工作基础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时机具有差异性,转型方式呈现多样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转型能力、转型支持和立法保障等方面仍存一定差距,有必要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建设、研发促进、投资激励等经验。本文建议,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中,将政策支持重点放在实体经济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上;在不断推进污染防治的同时,实施支持智慧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建立支持性的国家基金或者补贴制度,加强区域协作和产业合作,实施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开放式合作与交流的机制;健全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领域相关立法和制度。     

基于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的江苏省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排放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采用1990—2013年江苏省市级面板数据,基于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运用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和参数、半参数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经济增长与工业COD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江苏省经济增长与工业COD排放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全省工业COD排放随经济的发展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同时人口增长对水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二者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了经济持续发展能够协调并能解决其与水污染排放之间的困境。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水污染关系在市级尺度层面的实证研究,为"十三五"期间江苏省水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ESG表现、财务状况与系统性风险相关性研究——以沪深A股电力上市公司为例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数据有助于认识我国企业的环保行为,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近年来企业经济行为的理解。本文立足于坚持绿色发展的现实背景,实证研究了财务状况、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电力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忽视,电力企业系统性风险无法影响其ESG表现。研究还发现,较好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促进公司ESG表现,但良好的营运能力会使公司忽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将系统性风险与电力行业ESG研究相结合,为未来的扩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并就加强信息披露监督、继续深化绿色市场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