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层次模型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土地利用驱动力在不同尺度的变化也越来越受学者们关注。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研究区域,在地形图、航片解译数据及2009年实际测量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理论,借助HLM6.07(student)软件工具,构建从地块(微观尺度)到农户(中观尺度)的二层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模型,试图揭示微观层面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选择种植土豆、谷子作物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地块的自然因素和农户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关;②农户种植土豆、谷子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③将多层次模型应用到从微观尺度到中观尺度分析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为进一步构建影响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因素——微观尺度(地块)、中观尺度(农户)、宏观尺度(村庄)的三层模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研究土地利用决策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法。     

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对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探讨微观主体——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宏观农业景观格局之间的互动机理,对于了解农户行为的变迁,认识和理解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过程,进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优化农业景观格局,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构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个体对群体与群体对整体权重影响模型,利用实际收集的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2007年与2008年数据(地籍、地块面积与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占优势的农业景观格局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②当年占优势的农户整体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次年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并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①完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在模型中增加风险规避、土地轮作、特殊地类转化等因素;②进一步探索整合地块面积及其空间布局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方法。     

农户有限理性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利用有限理性理论与方法进行行为决策研究已成为多样化决策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揭示农户土地利用驱动因子、调整农户决策行为与优化农业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通过构建农户效应收益模型,利用2009—2011年农户调查数据揭示理性最优决策与农户实际决策之间的差异性;利用体现农户行为满意度的Probit模型分析有限理性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为:①高西沟村农户理性最优决策与实际决策差异性较大,说明农户在实践中采用有限理性进行土地利用生产;②构建Probit模型模拟农户满意度决策行为态度,选取的4类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农户决策的影响因子。其中,农业收入回归系数为0.78、反映相对经济地位下降变量0.41、退耕面积-0.42、耕地面积-0.62、打工收入-0.34、性别0.48、劳动力0.31,均处于显著相关水平。各变量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测和实际调查结果相符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过程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型的设计与模拟研究

通过基于过程的方式来研究农户决策行为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论文依据Belief、Desire、Intention（BDI）决策框架,设计基于过程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模型以农户实际决策而非效益最大化作为行为模拟的假设,对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的典型村落马蹄洼和姜兴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模拟可以再现农户决策的动态性和反馈性,展示农户学习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揭示农户决策变化的内在机理。利用该模型,对3 种情景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进行模拟,对比分析3 种情景的优劣,指出政府未来应当在降低市场风险、规范合作社经营、提高市场预测方面多做工作。文章最后对该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行总结,并指出今后需要加强的方向。     

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综述

论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数据获取4 个方面对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进行了概括。并归纳出目前研究的几个特点: ①研究较为关注热点地区; ②多将农户层面土地 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归因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计压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扩张; ③研究逐步从单 纯关注用途变更转向对用途变更和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并重; ④在手段和方法上趋于多样化并趋 向于综合使用多种方法; ⑤土地利用主体决策行为对于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得到重视; ⑥在分析数据 的获取上, 问卷调查成为主导方式,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尝试将问卷调查和“3S”技术相结合。最 后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了今后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发展的方向。     

基于CBDI的农户耕地撂荒行为模型构建及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冯阳坬村为例

目前,建立于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多智能体模型（MAS）已成为模拟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方法。论文在MAS理论之上,构建一个基于Category-Belief-Desire-Intention（CBDI）决策结构的MAS模型,结合NetLogo软件平台,模拟分析农户Agent土地利用行为,并将结果与Belief-Desire-Intention（BDI）模型进行比较。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冯阳坬村为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对基于CBDI的MAS模型验证（模型精度为87.19%）,相比于传统的BDI决策模型精度有所提高;2）NetLogo平台能够展示农户决策的过程,直观地显示MAS模型的模拟结果;3）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有所不同,该村种植户撂荒的主要因素为地理环境认知的差异和其他类农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不同类Agent相互影响及其量化;2）高精度基础数据的获取和梯田DEM的引入。     

基于农户行为的土地利用人工社会模型的构造与应用

为探讨人工社会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创建了一个模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人工社会模型(LUC-ASM)。该模型以农户和农民为两类主体(agents),模拟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影响下,两类主体对自己承包土地利用方式的微观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宏观效应及其时空变化特征。以鄱阳湖区一个现实村落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户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为准则,利用LUC-ASM模型模拟未来30年内该村落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未来这一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与人口增长结构调整方式、国家土地利用与环保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城市化的影响下,该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将会出现短缺,农村土地有可能被撂荒,需要及早采用政策措施予以避免。总体而言,LUC-ASM模型能够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微观驱动机理及各种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影响的宏观效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     

Multi-Agent System 模型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中的研究进展

在微观与中宏观尺度上,MAS模型可以反映景观中具有自动性、异质性和分散性的人类决策,利于阐明智能体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机制。因而在自然资源管理、农业经济和城市模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该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能体决策、智能体相互作用、模型多尺度、模型检验与验证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智能体决策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有限理性决策框架(Bounded Rationality)还需进一步完善;②智能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的、概念性的水平,还需进一步研究定量分析智能体相互作用的方法;③在多尺度研究中,第一种尺度转化途径机理明确,但决策的空间显性(spatially-explicit)表达较为困难;第二种途径可以表达空间显性,但决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逻辑解释不强;第三种途径可以表达土地利用过程中决策与复杂性关系,但智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处理较为简单;④还需加强对模型的检验与验证方面的研究,探索验证人类复杂行为的技术方法。     

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农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趋势明显。于是劳动力资源成为农业生产决策的最关键因子;农户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同时促使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即出现农地边际化）。论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利用统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来验证上述推断。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农地利用变化产生明显影响。具体为：①2003年以来,宁夏劳动生产率高的农作物（马铃薯、水稻、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作物（小麦）种植面积则缩小;②农地利用结构趋于单一化;③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     

国际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研究综述

国际上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由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全球变化的贡献及响应,预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成为必然。由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致力于研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论文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的一些相关问题:①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拟的尺度依赖性;②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拟的数据问题;③预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位置与数量。回顾了已有的5种主要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①基于行为者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②经验统计模型;③最优化模型;④混合/综合模型;⑤动力模拟模型。最后总结了现有模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今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发展的方向。     

稻田综合种养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以湖北省稻虾共作为例

关注以稻虾共作为代表的稻田综合种养土地利用新型模式,基于在湖北省潜江市和荆州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投入导向DEA方法,测算和比较了稻虾共作户和水稻单作户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研究发现：与水稻单作相比,稻虾共作能够改善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但调研区一半以上的共作农户仍然延续着传统粗放的生产模式,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过量投入,阻碍了其土地利用生态—经济效果的进一步优化。此外,若忽略环境污染,只考虑经济效果,将导致稻虾共作的土地利用效率被高估45.28%。目前,稻虾共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亟需把环境影响纳入土地利用效率评估中,贯彻“双水双绿”的发展理念,引导农户合理安排各项生产投入,切实优化稻虾共作的生态—经济效果,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     

黄淮海平原农区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其环境影响——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以农户调查为基础,采用农户分类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行为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受其兼业性、收入水平、文化素质和生产规模影响,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地块尺度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存在差异:纯农业户、低收入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兼业户、高收入农户、文化水平高的农户往往选择经济效益高、耗时少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类型农户由于其土地利用方式及其肥料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秆处理等的不同,对土地质量和环境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南水北调重要水源地的土地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以陕西省商洛市为例

土地生态安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从影响土地生态安全的自然、 社会、 经济和环境因素方面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商洛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计量模型,对商洛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定量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0—2009年商洛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从1.031 4降低到0.980 5,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不断降低,并向非均衡态发展;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土地生态安全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商洛市土地生态安全的威胁主要源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土地经济生态系统的限制作用逐渐减小;人均耕地面积、 旱涝保收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单位面积化肥和地膜施用量等因子成为商洛市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限制因素。     

基于用地规划的污染地块修复多目标优化研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再开发的污染地块修复环境与社会经济多目标优化决策方法,并以华北某大型污染地块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调整用地规划布局,采用第二类用地修复治理标准（GB3660-2018）可使修复方量降低62.5%,同时降低修复的环境影响;其次,基于多目标优化调整的用地规划和修复技术,使修复成本分别降低28.3%、27.4%,而优化土地开发强度使收益同期增长24.3%,并能兼顾多重社会可持续目标.最后,对多目标优化的盈亏平衡分析显示,提高用地开发强度所增加的土地收益高于同期增加的修复成本,达到一定的土地开发强度方能实现地块修复与再开发的盈亏平衡.因此,通过地方政府、社会公众、污染责任方和土地开发商等利益相关方分析,构建的污染地块修复多目标优化策略可综合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和资本关系,提升修复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实现绿色可持续的修复与再开发.     

PSR模型及在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中的应用

论文从土地利用中的人地关系分析入手,阐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PSR概念系统,并据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采用Delphi法确定权重,引入功效函数量度因子贡献值,运用协调度函数并进行二次综合评判来确定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及阶段。提出评价-调控-再评价-再调控的动态渐进模式以促进区域土地利用达到可持续性。利用所建模型与指标体系对江西余江县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余江土地利用状况正处于可持续利用初始阶段,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问题较多,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关对策与措施。     

基于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非农可转量测算模型

土地需求的增长性与土地稀缺性之间的不协调是土地利用规划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合理确定区域耕地资源可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数量具有重要价值。论文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前提下,以耕地粮食生产能力为切入点,构建了基于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非农可转量测算模型(MMCLNT),并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验证了该模型的可应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以粮食生产能力为基础的耕地非农可转量是一数值区间,其数值取决于非农转化耕地的质量;②应用该模型得到2020年卢龙县耕地非农可转量取值范围为851.87~1 547.86 hm²。以粮食生产能力为切入点的区域耕地非农转化定量分析,为协调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