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下外部融资需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

加强社会责任信息的履行和披露是企业获得社会责任信誉,进而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资源性动机出发,以200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在预算软约束下,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与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越高,其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好;当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有外部融资需求时,更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整体性质量和内容性质量;另外,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解决内部融资的不足,其次是长期外部融资,而较少考虑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并没有发现在预算软约束环境下,非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资源性动机比国有企业强.因此,要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将企业的融资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挂钩,这种挂钩形式不仅能够引导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而且也可以激励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     

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随着未来家庭农场数量的逐渐增加与经营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与快速城镇化相伴随的土地征收区域不可避免会与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范围相交叉或重叠。家庭农场主通过整合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得的承包地和市场化交易获得的承包地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在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应确保家庭农场主获得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妥善处理家庭农场主与拥有不同类型农地权利的众多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区分点状征地、线状征地和面状征地三种不同情况,分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的后期生产经营影响,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框架下,深入剖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涉及的农地权利类型。然后,构建起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理论模型,以及家庭农场主、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权利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家庭农场主根据自有土地、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土地、通过土地退出获得的土地所占的比重以及不同类型土地权利所对应的价值标准分得相应的征地补偿收益;政府通过税收参与征地补偿收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者身份依法分得相应比例的补偿收益;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收益为承包经营权价值扣除其让渡给家庭农场主的农地权利价值后的剩余部分。最后,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1做好家庭农场发展规划;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将间接损失纳入补偿范围;3建立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土地的征收补偿收益分配机制;4保障抵押权人(金融机构)对征地补偿享有优先受偿权。     

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耕地生态环境．通过设计关于农业发展和耕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指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历次制度变迁对农民行为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决定农民对“用地”和“养地”行为的选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我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呈现出不同效应,地权的稳定性和其他制度会影响农民的用地行为．从而影响耕地生态环境。所以．保护耕地既要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又要设计适宜的农地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以促进农民主动养护耕地。     

土地复垦投资机制及其制度

本文借鉴国外土地复垦投资的经验 ,总结我国土地复垦投资实践以及我们的研究成果 ,提出土地复垦投资机制的基本思想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主要制度 ,为土地复垦投资服务     

中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对一种制度的绩效进行量化评价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城市土地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土地资源的供给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与区域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土地供给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其绩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实现评价的诊断功能和预瞀功能。本文通过对制度绩效评价分析，提出对制度绩效评价可以转化为对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归纳出我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土地结构配置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平配置效应为表现，初步提出了现行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南京市近年来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创新机制分析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反复博弈,是规划制度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体现了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机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护耕地和限制建设用地,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从短期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本文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结果证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达到平衡,但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对违反规划的惩罚措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造成中央政府强化监督的力度和地方政府违法规划的力度都将大大超过理论值。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纠正土地用途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央政府必须积极营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环境,调整两者在创新收益上的分成比例,降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达到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中央政府支持创新的双赢局面。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构建中国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制度衔接之维

用能权是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用能权交易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用能权交易制度旨在从供给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与其并行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还包括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规制对象、规制手段、制度设计目的和约束功能相近,故两者存在制度重复建设问题。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目的具有协同性、规制对象有交叉,但两者在用能权指标和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履约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畅问题。通过法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对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整合与重构提出了建议。中国应当取消目标节能量交易制度,并以核定用能权交易取代项目节能量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衔接层面,应当打通用能权交易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联合履约机制,即允许用能单位或排放单位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用能权指标、核定用能权、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履约。用能权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在履约方面的衔接机制重点在于一级市场的对接。用能权的初始分配仅仅是为重点用能单位设定节能义务的过程,应当以公平为原则,并且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相对于用能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为了控制排放单位对碳排放空间这一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在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环节,政府应当通过有偿分配的方式以实现国家对碳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建立核定用能权和核证减排量的联合履约机制,既允许用能单位购买核证减排量抵消其超额耗能,也允许排放单位购买核定用能权以抵消其超额排放,并对抵消比例设定限制。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效率地区差异评价

为了对中国各地区工业进行环境约束下的效率评价,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利用2005~2009年各地区工业的面板数据,对31个省市的工业进行了环境约束下的效率测算,揭示了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进行超效率DEA评价的过程中,利用工业环境影响的社会支付意愿代表环境投入,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在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上的不足,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评价结果,反映了环境问题对各地区工业的效率影响程度上的差异。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加权评分,反映了各地区工业效率的综合状况,从区域情况来看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与西部,而中部优于西部的态势。最后,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对各区域中的特殊省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各地区工业的效率改进建议     

区域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需求及其制度障碍

在"空间管制"和"功能区划"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外部作用"或"外部性"非常明显,如果获益者不补偿,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科学命题和重大实践,生态补偿还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是从"区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操作生态补偿,关注于区域主体,关注于区域尺度上的"生态-经济"过程和资源环境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区域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整个生态补偿尺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于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制度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强势的地方政府和异常活跃的地方经济,及其形成的"行政经济区域",以及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一同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制度的核心特征。在这样的区域制度背景下,如何落实区域主体的补偿责任,形成区域间承担责任的机制,就成为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和难点所在。     

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框架及其投资重点

本文分析了中国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 ,论述了中国环境政策框架的演变和完善过程 ,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投资重点。     

建立中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设计和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本文对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回顾总结了国外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经验和我国实践,从"全程防控-空间优化-质量导向-数量控制-实施保障"等五大方面提出了我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框架。     

基于城镇化视角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考察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历程后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曲折波动中向前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成为其中的重要诱因或触动因素,而城镇化发展也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不断调整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①1949-1957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农村土地改革的推动下平稳起步;②1958-1978年间,中国城镇化发展在人民公社运动期间的农村土地制度调整中陷入迷途;③1979-2001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巩固而得到恢复和加快发展.2002年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城乡统筹的新阶段,面对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日益凸显的弊端,为了进一步增强来自农村的推力促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平稳较快发展,当前亟需从明确和保护承包土地产权、探索和规范承包土地流转、建立土地制度与相关制度联动、规范宅基地管理显化资产效益、加强法制化建设确保制度稳定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理范畴并给予效能评估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阐述治理内涵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梳理经典制度理论及相关文献,从治理维度、治理工具、治理措施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框架,即“制度-能力”治理模型。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政策作为数据样本,运用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该治理框架进行定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总体来看,中国生态文明治理的效能显著提升。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生态文明法规政策制定与实施呈“间断-均衡”态势,生态治理府际协同度较高;第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效应显著;第三,生态治理工具结构较为均衡和合理,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发力趋势日趋明显,但强制性制度工具仍占主导地位;第四,治理措施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并不均衡,措施的管制色彩依然比较明显。据此,从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性,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态治理工具结构,着力提升顶层设计和思想引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

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力问题也就是生存空间问题,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历来受学术界的注目。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主持了一项大型的发展中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研究,8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也主持了一项大型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相应地还有一系列有关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和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探讨。本文从中国人地关系变化的角度介入这一讨论,分析中国远期的土地资源是否超载的问题。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在广泛地改变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使用方式。不过,该制度受到复杂规则体系的约束,这些规则以及规则采取的形式,可能会对该制度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出发,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体系,剖析我国首个跨区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项目——新安江生态补偿,分析有可能实现持续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规则,及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逻辑关系和具体表现,并从效率、公平、问责、适应性四个方面对规则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流域生态补偿规则体系为规定补偿主体、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额外性、界定生态补偿的条件性、调节利益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目标相适应等行为提供了普遍遵循的规则,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供解决方向。新安江实践表明,位置规则明晰补偿主体和责任、边界规则选择参与者标准、选择规则规定允许的行动集合、偿付规则创新补偿渠道和分级制裁,是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石;信息规则确定可用完整的信息、聚合规则适当放权于当地居民、范围规则建立与流域匹配的管理机构,是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创造责任共担的多元职位规则,改进市场化的边界规则和偿付规则,建设多元化、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有效的补偿规则体系,将有利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成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