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人口增长调控研究

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 ,但必须对人口规模进行必要的调控 ,这是北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北京城市人口增长调控要运用市场化的方式 ,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 ,以结构调整为导向 ,适度控制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 ,重点优化城市人口结构 ,合理调整城市人口空间布局     

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

在我国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化。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归纳，进而将中国三大都市圈与日本的都市圈进行比较。结论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都市圈化。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还能实现国家和区域的人口-经济-生态的平衡。都市圈化的推行。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口高度聚集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成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支撑点。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之闻、沿海与内地之闻的体制鸿沟和贫富鸿沟。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四川省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及人口数据空间化试验

通过对四川省158个市县中人口密度小于1 000人/km2的151个市县的人口密度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密度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线性相关系数为0.93,人口密度的对数与各种土地利用指数的多元线性相关系数为0.96。根据这一关系对四川省1999年的市县人口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化,用罗江县的实际乡镇人口数据对空间化结果进行检验。结果为通过空间化得到的各乡镇的人口数与各乡镇的实际人口数的相关系数为0.91,平均误差为16.5%。     

江苏省人口数据空间离散化研究及其精度分析

针对传统人口数据表达方法在表达人口空间分布上的不足,设计了人口数据离散化模型,通过分析人口数据与土地覆被信息之间的关系,将分县统计的人口数据分配到空间1 km×1 km栅格单元上。在江苏省的研究表明,利用该方法能获得比较高的精度。基于离散化后的人口数据,发现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布有两大特点：(1)人口分布自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由密集渐变为分散;(2)苏南的城市人口规模显著大于苏中和苏北,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由高到低排列。江苏省人口空间分布的上述特点与江苏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各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相一致。离散化后生成的1 km×1 km栅格人口数据,能够精确表达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可以作为制订资源开发、环境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重要参考依据。     

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

水资源是一个城市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资源,因此常常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承载力的最短板因素而受到极大重视。北京市作为北方干旱缺水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紧张的问题日益显得突出。本文选择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首都北京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定量的动态的分析。模型中考虑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以及南水北调水量等供水因素,同时考虑了工农业发展用水、生态用水和生活用水量的变动及其用水结构等变量以及它们的变化核相互作用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并对上述因素未来的各种变化进行了模拟仿真。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目前的供水和用水标准以及用水结构,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下降;南水北调水量的进入虽然能够缓解水资源承载压力,并较大幅度提高北京市人口承载力,但是随着人口规模扩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北京市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会再次出现下降,因此南水北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承载压力过大的问题。而提高水的综合利用率和改善用水结构将对北京市人口承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长江流域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的动态分析及调控途径

选取反映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变化的10个总量和均量指标．通过1978—2004年各指标在长江流域及其上、中、下游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发现人口增加、国家宏观政策、粮食价格以及经济非农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影响流域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变化的主导因素；长江流域粮食生产在全国的主体地位逐渐下降。而且自2000年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断下降。耕地压力指数不断加大。基于此种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分析，从保证区域粮食自给、保持系统动态平衡以及协调好耕地、粮食、人口三者之间关系等方面入手．站在保障流域粮食安全、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提出长江流域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调控战略途径。     

基于人口数据空间化技术的区域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研究是解决我国宏观与区域人口布局的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研究尺度涉及国家级、省级以及市县级,较少涉及城市圈的人口功能分区。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以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人口发展功能区为参比,在对统计型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化的基础上,以人口数据与地理数据的叠加分析结果为基本依据,通过建立人口与耕地、水体和高程的决策树,探索一种全新的人口功能分区路径,并对两种人口功能分区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和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结果相比,基于人口数据空间化技术的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结果在总体上与前者吻合,同时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在分区方法上摈弃了诸多的指标计算,二是分区的精度得到了加强,三是更加有利于统计数据与资源环境数据的耦合分析。对今后特定区域的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实现更加客观、更有利于应用的规划方法提供思路。     

广州市城市人口郊区化过程及其模式分析

我国正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功能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都市圈化和效区化趋势在一些城市都有表现．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我国城市化规律有重要意义。利用1982、1990、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得到的广州市中心区和近郊区各街道、镇的人口密度资料．对广州人口密度分布进行模型研究。结果发现：1982年以来广州市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呈典型的克拉克分布．即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最大．随着向外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迅速降低。表现出城市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心区人口密度先升后降.近郊区人口密度持续上升．远效区人口密度缓慢上升．城市郊区化开始发展。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浙江省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省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章运用空间自相关、不均衡系数、人口重心和偏移增长法,对浙江省69个县级行政单元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在1985-2007年间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浙江省人口密度分布具有"点—带—区"结构特征,即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为高值点,通过杭甬高速和甬台温高速将各高值点连接成带,其他地区则形成人口密度低值区;②浙江省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浙东北环杭州湾地区和浙东南沿海地区呈现高高集聚,在浙中和西南内陆地区呈现低低集聚;③浙江省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并且人口不均衡系数不断增大;④浙江省人口偏移增长在三大区域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浙东南沿海地区人口总偏移量为正,浙东北环杭州湾地区基本稳定、浙中和西南内陆地区为负,人口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偏移。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包含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人口内部均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人口外部均衡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七个部分构成;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7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13个指标.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采用2000-2007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人口总体均衡水平以及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程度最高.从影响均衡程度的关键因素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社会的均衡状况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状况.     

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关心:基于农村的数据

环境问题是一个可以跨越群体界分从而被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个只被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关注的问题?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是环境研究领域一个广泛研究的主题.我国学者己就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其社会基础开展了一些研究,但仍缺乏基于农村的调查研究.本文利用农村环境的调查数据,就农村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对其环境关心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与城市研究发现一致,在中国农村,教育对环境关心也有着积极影响.但与城市发现不同的是,在农村年龄对环境关心起着消极影响,而且尽管男性在环境知识和感知上高于女性,两性在环境态度上并无显著差异.另外,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对环境关心有积极影响,外出打工经历有消极影响,而主观经济地位和党员身份对环境关心都无显著影响.最后也是本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政治价值观对环境关心各个因子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和互动关系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是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对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鲜有研究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利用我国2005—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差异。在样本期的后半段(2009—2013年),多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有所加深。根据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从改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式、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DMSP/OLS与土地利用的江苏省人口数据空间化研究

准确、高分辨率的人口分布信息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提。人口数据空间化可实现人口统计数据与空间信息集成,重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以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为基础,采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模拟了江苏省2010年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并得到1km×1km的人口密度网格图。通过从县级、乡镇级两种空间尺度对人口数据空间化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基于DMSP/OLS与土地利用的人口数据空间化能够正确地表达人口空间分布规律,尤其对于人口较为密集地区,具有很高的数据重现精度;但是对于人口密度畸高或畸低的地区,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异质性较大,数据重现的准确性下降。     

人口变化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以德国为例

在分析人口变化如何影响德国的城镇和区域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如何应对人口变化的主要结果--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的。人口减少对二战以来东德和西德的区域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是,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以前,两德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一直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的假设之上。两德统一以后,人口缩减和老龄化对城市和农村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研究了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的起因和结果,由于人口变化在东德更为显著,因此以东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人口衰减和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对于城市地区而言,可以采用两种模式--“紧缩式”和“穿孔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减少建筑面积和增加绿色空间或利用强度较小的土地类型来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则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方式来应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一条可行的路径是通过撤销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有计划地舍弃部分村庄,将村民在城镇中进行集中安置     

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