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使得生态食品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可,并引发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该文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827个消费者样本数据,以有机蔬菜为例,构建多重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消费者对生态食品不同价值属性的偏好选择,进而采用列联表分析及卡方检验筛选影响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关键因素,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水平。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药残"等食品安全价值属性和"美味"等享乐价值属性普遍较为偏好,而对"低污染"等生态价值属性的重要性评价则相对较低。年龄、受教育年限及对有机蔬菜的认知与信任等显著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选择。政府应致力于提升消费者对有机蔬菜生态价值属性的认知与偏好,企业应针对不同顾客群,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实施差异化营销战略。     

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选择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安全认证开始成为消费者购买猪肉时着重考虑的因素,但由于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差异,导致其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与实际行为不一致。因此,深入挖掘导致这种差距的因素并识别内在的逻辑机理便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文章通过对安徽和江苏两省844个消费者的实地调查,参照计划行为理论,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层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购买安全认证猪肉表现出普遍的自述偏好,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究其原因,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信念强度、结果评价、控制信念对其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服从动机和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文章进一步对过往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过往经历在通过信念强度、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文章从加强社会协作、完善安全认证系统、加大对销售人员培训力度、媒体正向引导、简化认证流程、强化购后体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研究

在当前保障性住房供给与需求矛盾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研究保障对象对保障性住房的租赁或购买的需求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城市中心城区受保障对象的需求特征数据,从保障对象住房需求的视角,分析影响保障性住房租赁或购买选择的相关因素。文中构建了Logit模型,并检验各因素对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关系及强度。结果显示:(1)住区环境、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住房特征等四大类因素对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2)住区环境中,教育资源、交通配套设施等是影响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的关键指标,这些关键指标的改善,将会使保障对象更倾向于购买保障房而不是租赁;(3)个体特征中,性别与年龄对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影响最大,相比男性、年轻人,女性、年长者更倾向于购买保障性住房而不是租赁;(4)家庭特征方面,人口数量多、经济收入高等特征的家庭更愿意选择购买保障房,但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大于家庭经济收入;(5)住房特征中,居住稳定性对保障性住房租购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保障性住房准入政策合理性、住房面积及户型,这些因素的改善,都将提高保障对象对保障性住房做出购买的决策。因此,提供多形式、多条件的保障性住房,才能满足不同保障对象的租赁或购买的需求。设置合理的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保障性住房供给标准和住房保障运行机制,才能使迫切需要租购保障房的家庭从中受益。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与组间差异

厘清中国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与差异,是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消费,进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基石。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宣传教育"、"消费者认知"与"消费者偏好"三者显著影响中国消费者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进而本文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比较不同类型消费者在低碳消费行为及行为决定因素各个维度的差异,结果表明,高端消费群体(高学历、高收入与高消费额群体)与低端消费群体(低学历、低收入与低消费额群体)在"消费偏好"、"消费者认知"以及"消费者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前者表现优于后者;男性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在"消费者认知"与"消费者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前者表现优于后者;青年消费者与中老年消费者在"宣传教育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后者表现优于前者。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对低碳农产品的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的认知,进而引导消费者产生对低碳农产品的偏好;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低碳消费行为。     

日本第四次修订《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及启示

日本政府2015年推出了《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第四次修订,以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推动集约化农业经营,保障农业收入稳定;推动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技术创新;改善补贴政策,稳定农村人口作为下一阶段日本兴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如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务农收入低、人口显著减少等。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的背景下,分析和借鉴日本最新的兴农政策,提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若干启示:1以我国近期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残留、化肥实施等国家标准的落实、健全为法制保障基础,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管理、建立食品生产全程可追溯机制、加强省县乡三级农产品和食品监测检验能力建设,以尽快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以培育需求和引导兴趣、技术支持、市场协助建设为手段,激励农户和消费者自主投入生态农业发展。2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统筹和政治、经贸、投资谈判支持,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推动已起步的"一带一路"食品与农业投资发展势头,以壮大我国农产食品出口和农业海外发展。3近期以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法律政策和财政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建设为主,使支持力度集中于土地实际经营者,以有效提升新型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4将农业补贴由集中于农业生产补贴向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生态保护、农业发展转移,将农户收入保障形式由财政补贴向保险保障转变,以求农业补贴和保险更高效、长久地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支持引领农业发展。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模型研究——基于五个城市的调研数据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低碳生活、低碳消费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构建模型,从消费者的个人层面和文化层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个人因素(低碳认知、低碳情感)和文化因素(集体主义、天人合一)以低碳购买态度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其低碳购买意向,但它们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个人因素对低碳购买态度的影响要大于文化因素,在个人因素中,低碳情感的影响要大于低碳认知,在文化因素中,天人合一的影响要略高于集体主义;而在低碳购买态度到购买意向之间会受到居民对低碳产品信任程度的调节作用。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测度——外部表现、内在动因和分类维度

通过对城市居民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列联表分析对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公众对不同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部表现不完全一致。当消费行为与自身利益相容(实施收益大于实施成本),那么公众更乐于实行。反之公众实行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内含三个关键因子:购买因子、使用因子、回收因子。这三个因子分别体现了公众三种不同的内在心理动机:基于自然保护的强社会利益动机、基于自我保护的弱社会利益动机、基于经济利益的个人利益动机;据上述三个因子可以把公众细分为四个不同的子群体(非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使用回收者和节约环保型回收者);这四个群体在年龄、个人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论对相关政府机构转变公众消费行为模式(即引导公众转向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涵义。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