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政策的思考和建议

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是医疗废物处置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当前,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执行难,欠费、漏费等问题非常突出,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十分困难。在对我国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对当前收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加快完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为目标,从完善政策体系、加强监管执法、提高标准合理性、综合确定费用承担方、制定鼓励性的经济政策、提高宣传和缴费意识等方面,提出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改革完善的若干建议。     

消费端碳交易市场中政府初始碳配额分配策略研究——基于政府和家庭演化博弈的视角

随着生产端碳减排实践的不断深入,削减消费端碳排放已是刻不容缓。基于消费端碳交易市场视角,以政府和家庭为博弈主体,假设政府初始碳配额分配存在"宽松政策"和"严格政策"两种行为策略,家庭存在"减排"和"不减排"两种行为策略,构建政府和家庭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模拟双方行为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发现:博弈双方在三种情形下存在两种演化稳定策略: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严格政策";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小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时,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为"减排";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大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且家庭采取"不减排"行为策略时政府采取"严格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高于采取"宽松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时,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减排"。博弈双方在一种情形下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大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且家庭采取"不减排"行为策略时政府采取"严格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低于采取"宽松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时,博弈呈现出一种周期行为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博弈双方自身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其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时,政府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演化稳定策略为"减排"且政府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远时,家庭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减排"且政府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时,家庭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由此,建议政府实施严格的初始碳配额分配政策、建立家庭碳减排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消费端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并实施家庭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本文论证了消费端碳交易市场机制下政府和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不仅为消费端碳减排提供了政策建议,也有助于全球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能源替代政策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兼论能源定价机制的影响

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与企业及家庭对燃煤的依赖密切相关。因此,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燃煤被视为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手段。在能源替代政策的推进下,"煤改气"工程正在众多大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清洁能源替代问题进行经济学讨论,并对城市"煤改气"政策施行效果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首先利用包括西气东输等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城市天然气供应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发现,长输管道的联通对城市空气污染有显著地遏制作用,而这种作用在煤炭城市更为明显。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利用城市液化石油气代替天然气进行安慰剂检验,发现天然气长输管道对于液化石油气的供给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后者也未影响天然气替代煤炭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减排效应。其次,在考察城市特征对天然气长输管道联通影响的基础上,考察途经城市是否存在选择效应,结果发现空气污染、煤炭消费等变量对管道联通均无显著影响,表明城市天然气管道联通并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效应。在机制分析部分,进一步分析城市天然气管道长度、供应量与使用人口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发现天然气主要通过替代城市民用燃煤来遏制空气污染,对工业燃煤造成的污染则减排作用不明显。最后,从价格角度讨论了天然气难以通过替代工业燃煤遏制空气污染的可能原因,并分析了"煤改气"政策在现阶段的局限性。     

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需求研究

中国超过60%的城市不同程度上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约一半的缺水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供给将成为制约部分城市人口承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1万户中国城镇家庭调查(UHS)的微观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用水需求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城镇居民家庭用水的价格弹性在-0. 4～-0. 5之间,收入弹性大约为0. 2～0. 3之间,为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意味着按照"拉姆齐"原理,开征水资源税是具有效率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在总体上高于收入弹性,也意味着只要城镇用水价格的平均上调幅度不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城市居民的平均直接用水量将不会提高。②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家庭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外出就餐和服务类支出比重显著降低家庭的直接用水量,家庭外出就餐每增加1%,会减少直接用水0. 3%左右,而家庭购买服务会减少直接用水0. 2～0. 3个百分点,意味着存在"虚拟水"转移现象。③异质性分析方面,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收入家庭用水的不平等性不受收入弹性值的差异影响,因此旨在促进家庭用水节约的政策设计上,可以不把家庭收入作为政策设定的参考变量。④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逐步缩小样本范围,尽量确保进入回归的样本都是单一水价以及在当年未经历水价调整。其结果表明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的实证研究对未来城市居民家庭用水模式进行了定量评估,为未来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与跨城市差异分析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人口、私家车等不断增长,中国大城市家庭出行碳排放在逐年增长,因此,如何降低出行碳排放成为低碳城市建设一项重要议题。本论文利用1 054份上海家庭碳排放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上海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分析了上海家庭出行的行为模式、家庭碳排放的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上海家庭出行模式呈现居住区位、住房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差异。上海家庭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呈现倒"U"型曲线,即从市中心向外,呈现由低到高再低的格局。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呈现出类似出行模式的倒"U"型曲线,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为低碳区,高碳区呈环状分布于近郊区。家庭出行碳排放呈现高值聚集现象。家庭出行碳排放冷点区域十分显著,呈环状出现在中环线附近;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浦东新区,同时嘉定安亭片区出现几个零散的热点。从计量模型中可知,上海市家庭出行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是否有汽车和住房的形式。调查显示,等车时间过长、换乘不方便、速度太慢、拥挤、价格不合理和车站距离太远是不少居民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当前,上海居住开始郊区化,但就业、医疗、教育等资源仍然集中于中心城区,造成了资源配置与居住空间的不匹配,形成了高的出行时间和距离以及出行的高碳排放。未来上海市应重点疏解核心、边缘城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新城高标准配置优质公共资源,形成多中心、多节点的空间模式;应鼓励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快速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体系;在完善市内轨道交通的同时,应加大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向郊区延伸;应加强地铁站点与公共汽车的顺畅换乘,等等。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基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调整优化人口相关政策、巩固壮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阶段。本文对"十四五"规划人口及家庭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警惕"超低生育陷阱",实施生、育、教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拳",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着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使家庭成为养老第一支柱,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让全体老年人"老有所依",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保障,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三是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政策(差别化落户)改革"的农民工市民化"二维路径",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让迁徙决策回归家庭,鼓励家庭化迁移。坚持优化城市群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着力使未来城市总数达到一千座,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不断优化。四是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转变,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相协调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五是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解决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健全数字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新冠病毒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制应充分考虑人口性别差异,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医保制度改革。家庭是人口相关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微观基础,本文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现代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展与延续家庭代际支持功能。     

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实施效果的区域差异性——“购买”和“使用”环节政策比较视角

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还处于"技术与商业化示范"阶段,高价格与市场的低需求、高风险与消费者的低认知是其主要特征。根据"居民消费能力"和"交通承载能力"区分示范推广应用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应用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从静态和动态角度,研究分析了"购买"和"使用"环节政策在不同城市实施效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购买"环节政策实施效果与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呈反比,与城市交通承载压力呈正比,"使用"环节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城市消费能力和交通承载压力均呈正比;"购买"和"使用"环节政策在中等居民消费能力和车辆承载压力较低的城市均有显著效果。因此,制定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市场内生动力,适当减少财政补贴政策力度;还应根据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和交通承载压力的不同制定差异化促进政策,消费能力及车辆承载压力较低的城市应以"购买"环节政策为主;消费能力及车辆承载压力中等城市可由"购买"环节向"使用"环节转移;消费能力及车辆承载压力较高的城市则应注重培育新能源汽车市场内生动力,以"使用"环节配套设施及服务为主。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培育的政策取向:供给侧抑或需求侧

政策支持是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等商业化条件成熟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在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培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先后出台了相应的市场培育政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功能与效果不完全相同,地方政府在选择和应用新能源汽车需求培育政策时面临着诸多困惑。论文尝试将基尼系数分解法引入到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实施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中,分析了我国培育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培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取向的分布情况以及现阶段政策取向所面临的困惑,应用我国新能源汽车试点推广城市数据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给侧"政策着力于改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需求市场持续发展提供驱动力量;"需求侧"政策着力于激发新能源汽车消费的积极性和购买能力,为需求市场持续发展提供拉动力量。"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在不同收入水平区域试点城市中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高收入区域试点城市"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都有着明显效果,但是"供给侧"政策效果更为显著;中等收入区域试点城市"需求侧"政策效果十分显著,"供给侧"政策效果相对较弱;收入稍低区域试点城市则以"供给侧"政策效果更为显著,"需求侧"政策效果相对较弱。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培育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取向上应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点。     

环境质量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中国各个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来分析医疗支出对各影响因素的短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均为正值,说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具有长久坚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来看,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却为负值,这一结果解释了当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在短期内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由此更加突显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均大于1,表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由此说明我国当前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医疗补助政策具有其针对性和适宜性。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用工荒:基于人口流动与复工复产政策的考察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人口流动被迫中断,致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节后"用工荒"问题变得愈加突出。为了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地方政府争相出台政策争抢外来务工人员,以期尽快实现复工复产。在此背景下,本文重新审视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与相对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之间的矛盾,从人口流动视角,反思"用工荒"现象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并讨论短期政策解决劳动力供求矛盾的有效性。在搜集和整理疫情期间366个地级以上城市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系列政策共计505份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百度迁徙大数据刻画春节期间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情况和城市内部的复工复产情况;其次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对复工复产的影响,以及复工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春节期间人口净流出地区更容易遭遇劳动力短缺问题,进而对复工复产造成负面影响;复工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复工复产的推进,但政策数量并不会明显影响城市的复工情况;并且,随着城市人口净流出规模的递增,政策对复工复产的积极作用逐渐消失。因此,政策有效性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政策数量,政策数量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同时,政策无法完全消除由人口净流出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对复工复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从根本上缓解节后"用工荒"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短期的扶持政策,更需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包容性城市建设,从身份、观念、权利等方面帮助农民工群体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市民化,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城市矿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析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资源,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国内外针对城市矿产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指出,城市矿产是指蕴藏于城市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是相对于蕴藏于地下的原生矿产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在蓄积、回收和处理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征。结合生命周期分析和物质流分析方法,认清城市矿产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揭示城市矿产成矿机理,是城市矿产研究的理论基础;立足于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以"资源-技术-环境"为主轴,构建城市矿产战略性筛选体系,对城市矿产进行动态筛选并进行国际比较,把握城市矿产开发重点和时序,是城市矿产有序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以城市矿产流量与存量关系刻画为主线,对重点城市矿产进行分类评估,测算其开发潜力,分析其时空格局历史演变模式,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绘制城市矿产潜力时空图谱,是城市矿产研究的重点;以城市矿产与原生矿产、海外矿产的关系为主线,结合系统动力学研究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资源效应、环境效应和文化效应,把握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综合影响,是城市矿产研究的关键;以城市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研究城市矿产政策演变、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区的作用,并结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特征进行管理和政策设计,是城市矿产研究的落脚点。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和实际需求,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矿产大数据、都市圈城市矿产开发、中小城镇城市矿产开发、互联网+城市矿产回收等领域的研究。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财政偏袒是否会导致地区陷入低经济增长陷阱尚未得以揭示。本文借助中央政府划定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会引发"激励陷阱"问题,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结论在考虑了DID识别假设条件、PSM-DID及安慰剂检验、外生事件冲击后依然稳健。②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激励陷阱"的出现与政策引致型扭曲、制度环境以及资源路径依赖有关。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引发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劳动市场价格扭曲的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偏离度加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的结构效应。但是如果能改善制度环境和摆脱资源路径依赖,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问题将会得到解决。③财政偏袒性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会阻碍煤炭城市和有色金属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对森工城市没有明显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高、财政压力小、金融发展程度高和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能够减轻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负面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是帮助资源型城市跨越财政偏袒"激励陷阱"的有效举措。     

利益主体视角下的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困境分析

实现新农合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提升制度的惠农政策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探寻制度实施效果与设计预期目标的偏差,科学厘清出影响西部新农合惠农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西部10省区17县(区)的780份农户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医(医疗服务机构)、患(参合农民)、保(医疗保障机构)、管(政府)四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对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既有的新农合制度运行框架模式,会陷入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扭曲与服务供给可及性差并存、医疗保障机构经办能力不足与保障效果欠佳并存、政府市场化导向与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并存、农民参合意愿强烈与被动参合并存的运行困境.三方强势主导形成的主体间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持续运行发展.因此,在新农合制度由试点普及向规范持续运行转轨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构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改革机制,有效调动运行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持续运行.     

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政策启示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行动单元。着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机统一,低碳发展水平的排名和评价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重要的理论分析和新型政策管理工具。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其重点是要在明晰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解决如何科学界定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基本模式与分析框架,进而求解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去推动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本文以城市低碳发展质量(效率)为测量维度,通过突出"探索低碳发展模式、践行低碳发展路径"的政策重点和实践需求,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内涵进行解析,阐释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导向;采用分类分析的评价模式,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指标设置、评价方法及应用等方面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国际国内经验进行针对性梳理;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技术路径,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工作的政策重点和保障措施:(1)厘清气候治理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影响机理;(2)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具有最佳拟合优度的指标构建;(3)完善评价程序及对接城市低碳发展蓝图;(4)在明晰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统计意义和政策内涵的基础上提高已有评价体系之间的衔接与耦合度;(5)加强评价结果的使用,为精准快速把握新型城镇化蕴含的碳生产力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内涵的界定,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及政策变化对其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和计量经济结构模型,基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家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获知苏家屯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种植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反图能圈"式分布。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从外部环境包括城市扩展、经济结构、市场价格变化、政策制度安排和内部环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等7类因素14个因子对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土地投入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其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农户处于的外部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对土地利用方式和投入强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和拥有资源禀赋等内部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程度有显著影响。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政府应该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增加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合理引导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