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研究

采用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探寻影响中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变化的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处于0.854-1.050之间,整体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0-2011年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1.821,0.559和0.381,生态效率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0-2011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效率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指数取值范围在0.236-0.400之间),表明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近邻效应显著;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80%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H-H集聚和L-L集聚),其中H-H集聚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生态效率的重要增长极,有着较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而位于L-L集聚区的西部、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及东北三省则在空间分布上较稳定。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节能减排效果;二是把握区域发展特征,因地制宜促进发展;三是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寻求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中国八大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很大。在全国尺度上,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切实贯彻区域统筹原则,这就需要对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转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利用EIO-LCA方法及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核算中国八大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研究发现,经济拉动作用收支方面,东北区域、京津区域、南部沿海区域、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总量大于其承接其他区域拉动作用的总量,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反之。区域间隐含的碳排放转移收支方面,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碳排放转入量大于转出量,承接了其他区域的高碳负荷产业转移,其他六个区域情况相反。另外,本研究还采用万元碳排放量表示区域间经济拉动的碳负荷系数,来衡量经济拉动作用的碳环境友好程度,即碳效率。区域承接的拉动作用的碳效率从大到小顺序是:京津,西南,东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北,南部沿海,中部区域。     

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的碳减排目标设计

当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合理设计有差别的碳减排目标,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工业部门市场份额指标来反映地区产业转移状况,并按产业转移情况和工业化水平把中国划分为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然后运用改进的LMDI模型,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明确了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未来中国区域碳减排政策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即对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分别实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强制减排、以降低能源强度为主的强制减排和发展减排的差异化目标,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     

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与反馈效应

减缓区域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对中国协调区域发展和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给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供给视角下三区域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方法,继而测算了2002-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乘数和实际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中部对西部以及东、中部之间的溢出乘数有所下降,但西部对东、中部的溢出乘数有所上升。同时,三大地区的反馈乘数则都有所上升。不过,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都显著上升,因而各区域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上升。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溢出乘数,且东部地区的反馈乘数也几乎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因而东部地区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实际碳排放效应。三大地区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大的部门很相似,它们都以采掘业及相关下游重工业为主,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小的部门则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减缓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地区间应当加强在碳减排领域的合作,以此提升区域间供应链的碳排放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特别是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大力发展清洁型战略新兴产业并严格控制碳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O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3)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视角的中西部区域碳减排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亟需缓解。为此,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视角,运用中西部地区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空间差异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出“高-高”(H-H)和“低-低”(L-L)空间分布特征;(2)中西部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对碳排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关系,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明显趋同性,经济和人口城市化均质性明显;(3)产业资源配置(TL)优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皆有利于碳减排,且空间效应显著,当前优化TL比TS升级对碳减排更具有效;(4)经济城市化(UI)抑制碳减排,人口城市化(UP)有利于碳减排。研究结果和发现表明,中西部地区优化产业发展时,现阶段应加大力度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水平;同时,政府应逐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引导城市居民能源消耗,倡导绿色消费,进而促进碳减排。     

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将环境污染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随机前沿效应模型,基于中国199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使用效率表现出非均衡的格局,从技术效率格局来看,非量化共同因素呈上升趋势,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对技术越具刚性敏感;从个体效应格局来看,东部省份的经济结构合理性和完善性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其中北京0.149 9成为东部地区的个体效应最低省份。总的来说,技术效率、经济结构的空间差异是环境使用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方法测算了全要素农业用水效率,并利用Global-Malmquist指数法分解得到各省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追赶指数;分别在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嵌套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估计技术进步、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效率追赶均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前者对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使得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溢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邻接省份之间,地理因素对于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要比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其他地区的效率追赶行为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区域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对本省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效率追赶引发的竞争冲击则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在地理距离邻近的溢出模式下能产生显著为正的空间效应,其他省份的效率追赶行为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在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其他省份技术进步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效率追赶的间接效应则不显著。这意味着,要想全面、长期地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应加强农业生产、农业节水的科技支撑,加大节水灌溉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推进地区之间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业生产的相互协作;在农业技术交流和生产协作过程中,应采取因地制宜、多样化的交流和协作模式,充分优化技术的扩散途径;邻近地区应适当差异化发展,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而次之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集群效应,如环渤海地区就表现出高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而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却表现出低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低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约为0.8左右,说明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很难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方面分别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基于CD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模型,考察1999-2008年土地投入对中国和东、中、西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由于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本身和投入要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结果比普通面板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②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贡献率为36.63%;③土地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远不及资本、劳动力投入的溢出效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69,0.337和0.503;④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土地贡献率与经济水平成反比,东、中、西部地区土地贡献率分别为23.21%,51.47%和54.61%。研究结论:①制定土地政策时应优先投入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②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东部地区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严格控制土地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西部地区则仍需依靠土地投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定量测度

当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趋势与规律,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构建改进的区域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模型,利用30省市1998—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碳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工业SO2排放量等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工业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情况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1998—2005年,中国的产业主要向东部地区集聚,自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而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速度趋缓;从转移方向看,中国产业转移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逐级转移,出现梯度背离现象,部分产业偏向西部地区;从省级尺度,根据1998—2014年间各省产业转移总量的变化情况来看,中国工业产业转移可以明显分为产业净转出区、产业强转入区、产业弱转入区三类区域。同时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中和东北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外均为污染净转出区,而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和重庆外均为污染转入区,已经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其中,新疆、云南、内蒙古以及青海为高污染转入区。根据以上分析,针对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的污染避难所这一现象,建议中央政府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合理规划各地重点承接的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同时,建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西部地区环境治理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是影响其生态保护力度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对各省份生态保护力度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从策略性行为选择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市场化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并以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机理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均显著提升;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减,南方地区大于北方地区的格局;而增速则相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增,南方地区慢于北方地区;地理分区之间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梯度差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当前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2)本地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溢出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地理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逐底竞争”,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反向;经济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竞相向上”,其空间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