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本总效应被低估了吗?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出效应、创新效应、吸收效应和互补效应,绝大多数文献对各类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但是由于各自研究视角过于片面,导致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无从评判,若能建立一个融合性的实证框架,以进一步验证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将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本文借鉴Benhabib和Spiegel(2005)和MRW(1992)增长回归框架,将新古典、新增长以及Nelson-Phelps技术追赶理论融合在一个实证模型中,利用中国1990-2011年分省份面板数据,运用FGLS估计方法检验人力资本各类效应的存在性,以准确评判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并通过考察人力资本各效应的空间差异,间接回答人力资本对地区差距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总效应显著为正,其中,人力资本互补效应最大、创新效应与产出效应次之,但对国内外技术溢出的吸收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如果没有全面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那么人力资本总效应将会被低估,但由于吸收效应的负面影响,被低估的程度没有达到理论预期。此外,非东部各类人力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发挥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为此我们提出应实施"以技术调整人力资本"赶超战略,以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呈现收敛而90年代后发散?人力资本究竟是怎样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已有的经验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积累自身的收敛性,因而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立互动关系.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的联立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自身收敛性,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同向变化特征;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直接发散和间接收敛双重效应,欠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在一个动态收敛框架下应用经典收敛理论分析了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通过横向对比发现:越是相对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单纯受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越弱;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越大.其次,由于相同时期的人口迁移所引致的不同经济集团到达各自的稳态存在时间差,从而加剧了不同集团间的增长不均衡,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差距的不断扩大.纵向的对比也发现,富裕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不大,但是影响趋势却逐渐由促进收敛转向减缓收敛;中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影响的趋势也是由促进收敛逐渐转移到减缓收敛甚至于增加发散,与富裕地区相比较,其影响的程度增强了;贫穷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最大,并且人口迁移使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最初的引致发散逐渐转向引致收敛.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中国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估算及其时空特征

本文运用教育年限累积收益率方法估算了1997-2007年间我国分区域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以此为基础从空间、时间和时空综合的维度分析了其特征.具体结论主要有: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逐次递降态势;高、中、初等水平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呈"梨形"分布状态;从整体上看,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差距在考察期间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东部地区内的省域除福建外均属于高水平-高增长的"目标模式"和高水平-低增长的"马太模式",长期之中其分布状态可能发生的改变主要为两种既有模式的内部交流;中部地区内的省域较为集中于"马太模式",其未来有向低水平-低增长的"纳克斯模式"扩散的可能趋势;西部地区内的省域主要集中于"纳克斯模式"和低水平-高增长的"成长模式",其未来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即"成长模式"中的省域逐步实现向"目标模式"的演进,而"纳克斯模式"中的省域仍旧在低点徘徊.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29个省级单位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就全国来说,无论以人力资本量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均为正;但与产出指标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较大。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分析单元,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以投入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西部,以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产出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中部,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比例,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府率先应启动劳动报酬比例增加机制;第二,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第三,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自贸区设立改善了大气环境状况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此过程中污染防治是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文章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考虑其政策辐射效应,创新性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法一般分析范式,选取2008—2017年中国环保重点城市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中国自贸区设立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空间维度的异质性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大气污染浓度,在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法考虑自由贸易区设立的政策辐射效应后,其有效降低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12%~17%,而传统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仅为7%;自由贸易区设立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在考虑自由贸易区中心辐射影响范围后,发现随着研究半径的增加,其平均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最佳政策溢出效应半径约为200 km,而试点城市之间的政策溢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区设立不仅能够通过推动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改善本地大气环境状况,还能通过推动邻近非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方式产生溢出效应,助力非试点城市的大气环境状况改善。上述结论在空间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文章对自贸区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服务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给出了直接回答,并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

从减少城市污染排放和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双重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并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在空间演化格局上，先行区发展从“零星式”分布演化为“多点式”覆盖，围绕先行区分布的推进区数量逐渐增多，并与先行区形成“组团式”发展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减少城市约4%的污染排放，提升城市约9%的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该结论仍然成立。(3)不同的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资源禀赋，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影响不同。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仅增效，不减排”，非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既减排，又增效”。(4)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中介机制，人力资本仅是数字经济发展“增效”的中介机制。(5)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减排”与“增效...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

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3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4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     

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 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法,对全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存在滇西北、黔东南、中原以及皖南—浙西等4个明显的集聚区,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②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省际差异较为明显,云南、贵州2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8%,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辽宁等10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此外,全国传统村落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③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性,而是传统村落分布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两极分化现象明显。④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由南向北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以2000年中国县级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通过教育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不容忽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但前者贡献更大.此外,中国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在地区教育发展模式上,存在四种聚集模式,分别是H-H类型、L-L类型、H-L类型和L-H类型,这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加剧了经济发展韵不平衡,对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均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方法上,当探讨具有空间聚集效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空间误差模型要优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中国省域PM_(2.5)污染的空间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我国空气污染状况的日趋恶化,研究空气污染的形成因素并制定相应的污染治理政策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STIRPAT环境效应分析模型,文中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对选取的31个样本区域的PM2.5排放污染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与空间计量检验。空间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计算全局空间Moran’s I指数测算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聚集检验则显示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除具有自相关性外还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区域GDP总量的增长将使得PM2.5污染继续恶化,而提高样本区域人均GDP水平则能有效的降低污染水平。样本区域在能耗上的空间交互影响也较为明显,对于选取的三个能耗指标,煤炭消耗的增加无论对于区域自身还是邻接区域都已成为加剧PM2.5排放污染的主要因素,原油消耗的增长只对邻接区域污染水平产生了影响,而电力消耗的提高缓解了区域自身的PM2.5排放污染但加剧了邻接区域的污染。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样本区域PM2.5污染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相关性,这就要求在相关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等环节入手,同时还要加强省域之间的协调促进,最终实现对污染的有效治理。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