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发生机理与过程分析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资源价值结构和经济机会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模糊的制度规则未能及时、有效调整以反映新的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争夺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的社会冲突频发,而地方政府的介入及其凭借强制力对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进行的策略性分配使得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与剧烈。本文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展示城镇化利益分配的基本情境、利益分割中的不对等博弈以及谈判破裂后的抗争策略选择博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进行了延展分析。研究表明:关键行为者为获得城镇化利益而展开争夺,他们围绕城镇化利益分配存在着根本性利益冲突。通过利用制度规则模糊性提供的机会,地方政府和强势利益团体,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日益严重地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边界,利益攫取和成本转嫁越来越厉害。在城镇化的利益分割严重不对等和公共权利非均等覆盖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也不愿意忍气吞声,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在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现有体制鼓励了极端抗争行为和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往往陷入越维越乱的维稳怪圈,社会冲突呈现出燃点低、爆点多、不断蔓延的特征。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社会选择理论在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决策问题中的应用

本文将社会选择理论引入到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的解决研究中,从群决策的角度寻找到流域内各区域一致同意的、满足水量分配公平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方案。流域水资源配置冲突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资源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典型的决策问题。作为一种具有混合特性和稀缺性的自然资源,流域稀缺水资源的分配实质上是多主体参与的涉水利益分配,而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合理的群决策机制协调水资源配置冲突中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实现公平。本文提出基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解决框架,首先从公平性角度将流域水资源配置冲突看成一个短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用P、AP、CEA和CEL四种破产准则获取可行的水量分配方案集合;其次运用社会选择理论中的PV、BC、HQ、PCM和FB五种偏好聚合方法进行流域内各行政区域个体偏好聚合的群决策分析;通过破产准则与偏好聚合的结合能够实现流域水资源配置冲突群决策结果的公平,所得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易于被冲突主体所接受。最后,以华北缺水地区的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问题为例进行研究,并比较不同破产准则及偏好聚合方法在解决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选择理论与破产准则的结合在解决流域跨界水资源配置冲突问题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三峡库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测度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特殊的地理单元,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是否匹配,直接影响着库区的长治久安。选取库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采用相关性模型对之进行检测,并通过静态协调度模型对15 a间两者的协调度定量分析。测度结果表明:(1)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2)在时间上,库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协调度呈协调到失调的发展态势;(3)在空间上,库区不同区县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诱发的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冲突研究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是必要环节之一。然而,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标准依赖与农民户籍非农化所引致的成员资格瑕疵,征地补偿内容构成与农地权利体系的不对称性,以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确定方式村民自治为主,司法救济为辅的内部依据标准冲突,致使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转非成员处于劣势地位,并诱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各产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过程中,农转非成员要维护自身土地的合法权益,就应克服成员间原子化个体分布的特征,组建土地权益维护联盟,政府应重视并积极应对农转非人员的维权行为。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关联互动,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关系,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收益分配以地权为依据,土地所有权补偿收益分配以成员权为依据。     

基于演化博弈的初始水权分配中的冲突分析

初始水权分配极易导致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之间引发冲突。本文分析这种冲突存在的根源是因为部分区域分配的水权过多,而部分区域分配的水权过少。从而建立"水权过多区"群体和"水权过少区"群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各群体的复制动态和演化稳定策略,以及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两个主要结论:如果"水权过少区"群体少分配的水权占其实际分配到的水权的比重较小时,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同意放弃Δq的水权,不暴发冲突);如果"水权过少区"群体少分配的水权占其实际分配到的水权的比重较大,超出其心理承受范围时,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同意放弃Δq的水权,暴发冲突)。研究表明,根据演化稳定策略调整各区域的水权,可以有效化解初始水权分配中的冲突,从而构造和谐有序的用水环境。     

基于城镇化视角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考察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历程后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曲折波动中向前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成为其中的重要诱因或触动因素,而城镇化发展也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不断调整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①1949-1957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农村土地改革的推动下平稳起步;②1958-1978年间,中国城镇化发展在人民公社运动期间的农村土地制度调整中陷入迷途;③1979-2001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巩固而得到恢复和加快发展.2002年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城乡统筹的新阶段,面对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日益凸显的弊端,为了进一步增强来自农村的推力促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平稳较快发展,当前亟需从明确和保护承包土地产权、探索和规范承包土地流转、建立土地制度与相关制度联动、规范宅基地管理显化资产效益、加强法制化建设确保制度稳定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多维度视角下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背景下,透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表象,从结构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探究,有助于清楚识别与理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并将数据汇总至省级和区域层面,从城乡人口变动、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乡村人口减少的贡献度。(2)乡城人口迁移仍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次为区划调整增长,最末为自然增长。(3)城镇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县域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略高于市辖区城镇人口变动。(4)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和净迁出的现象,且该地区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据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审视过往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重点结合区域或城市自身的自...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路径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为生存而适应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无意识期、启蒙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均出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功能的“失范”,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办社会”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下的凸显“经济人本性”.当前,企韭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公平公正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上下关注.党发出了“科学发展”的号召.科学发展这一制度环境,是对中国企韭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亟待制度化建设保证,即要求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科学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主体多元化.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中国公众环境权益的缺失

社会排斥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本文在对社会排斥内涵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探讨将这一独特视角用于公众环境权益诠释的可能性,并具体分析中国公众在环境权益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文化排斥、社会体制排斥、自我认同排斥等社会排斥现象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公众在环境权益实现中所遇到的社会排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消极排斥到积极排斥再到消极排斥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二是自为排斥与自在排斥相互交错融合的过程。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的可行对策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制度．促进环境NGO发展,强化环保执法能力．推动环保机制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制衡型转变。     

基尼系数法在水污染物总量区域分配中的应用

水污染物总量的区域初始分配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的起点。直接影响到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如何实现水污染物目标总量初始分配的公平性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综合考虑待分配区域的经济、自然等客观因素．筛选出既能充分代表地区水环境承载力,又与总量分配密切相关的指标,应用经济学中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概念．建立以基尼系数最小化为目标的规划模型,通过设定合理的运算规则和约束条件构建优化方程,制定基于公平性的水污染物总量的区域初始分配方案。初始分配后．可以在区域内部建立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通过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社会总体治污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以中国能源与碳排放需要为例

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途径从满足基本需要和限制奢侈浪费性排放出发，充分利用技术在实现低碳发展方面的潜力，保障气候目标的实现和代内与代际公平。本文在讨论发展所面临的消除贫困、城市化和工业化挑战的基础上，区分了生存水平和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依据国际数据和科学研究成果，对基本需要进行了量化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满足13亿中国人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的能源和排放含义，进行了案例研究。最后探讨了基本需要途径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