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产品生产绩效视角

新一轮的集体林权改革已经开展了6年,对这一轮改革及时进行评价,不但对于认识改革的效果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有效地推进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通过分成地租模型预测,集体林权改革对林产品生产效率会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正向的影响主要包括林户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林产晶产量的增加,同时也可能会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利用此次林权改革的主要省份之一--福建2县11乡(镇)29村320林户调查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前者,林户劳动投入由改革前146.53工日增加到改革后的180.76工日,增长了23%;竹产品的产量也由改革前的1 312.33 kg增长到改革后的1 815.09kg,增加了38%.另外,基于肯德里克方法,本文计算了集体林权改革前后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对比二者发现,改革对林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正向的影响,相反而是负向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下一步的林业改革在做好相关配套改革的基础上,还要注重提高林产晶全要素生产率.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

顺利推进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事关林农脱贫致富,更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及江河上游生态屏障构建。受独特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条件制约,这些区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整体进程滞后。本文基于对四川省"三州"民族区域高山河谷集体林区制度改革实践的考察,尝试性构建了一个博弈视角的制度分析框架,从制度演进的内外约束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实施及不良激励因素予以理论阐释,并从中发现改善激励、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重点和路径。这一制度分析框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强调"共时性关联",即作为整体性制度系统中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能孤立地被设计或改变,而是存在耦合关系,只有当关联制度互补共生、相互支持时,整体性制度安排才具有耐久性和生命力;二是强调"历时性关联",即新制度须与既存制度产生耦合,成为博弈参与人的共同信念,才能最终演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三是强调"社会资本嵌入",即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于外部植入的正式制度变迁具有嵌入性影响。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三大目标取向的冲突与权衡、集体林权制度"植入"与民族社群习俗规范相互"解构"、利益驱动下的林农权益与社会排斥,认为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既不能简单进行制度移植,更不能搞"一刀切",而是须充分尊重和善加保护利用少数民族社群长期存续并具效率的山林治理规范,支持社群传统"社会资本"适应性改造,均衡相关主体利益并实施一系列深化配套改革。     

资源型地区集体林权改革需重视的问题

集体林权改革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又一个重大改革,承载着"林业发展、林区和谐、生态良好、资源增长"多重任务,山西农村集体林业大多数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公益林,生态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如何因地制宜创新改革思路至关重要。国家林改政策和学术界的研究大都基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实情,很少关注北方,尤其是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其改革应有独特思路。基于山西地域特征的实地考察,认为山西省在生态环境因煤矿开采遭受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其集体林权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南方"确权到户"的林改方法。资源型地区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优先注重林业的生态效应,确保其林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统一。应在充分调查民意和尊重农民合理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民护林防火的责任和能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基础。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2)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3)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界定分置后"三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并据此进行相关制度构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和概念内涵入手,重释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并在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权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构建建议。研究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成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可实现从要素、主体、制度、价值等四个层面释放出此次农村土改的"改革红利"。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应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将二者的权利内容划分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土地经营权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据此,在进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时,一个根本前提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并严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进而一方面要通过修改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赋予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分别设置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以及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政策设计与配套,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范机制、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机制、建立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风险防范机制等。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鹰潭市的实证研究

在征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征地制度的满意与否是评价征地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征地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常常被忽视,导致农民对征地制度的不满.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南京市、鹰潭市两地问卷调查得到相关数据,并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非农收入比重、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地区变量等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年龄、老人及儿童在家庭中的比重、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和征地权由谁决定等因素都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用.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具有谈判权则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征地改革仍需努力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征地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帮助农民积极融入市民生活、考虑到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等政策建议.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

科学估算各地区碳减排潜力并探讨其空间异质性是制定减排政策及碳权交易政策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环境生产技术,通过构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共存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以2001-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并以此构建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通过计算发现,考察期间,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呈现相对平稳略有提升趋势,各时期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在此基础上,引入考虑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通过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检验得出: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最后,采用空间Durbin模型探讨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显示一个省区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不单受到自身经济及产业状况的影响,还与其所处的环境及相邻省区的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和农业受灾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的提升;一个省区的农业公共投资、对外开放程度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各省区除调整根据各影响指标落实本省内农业碳减排工作外,还需加强与其他省份的减排合作,充分利用空间因素溢出效应,通过建立相邻省区间以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促进跨省域减排合作机制及减排补偿制度。     

干旱区流域水制度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将制度分析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进行修正得到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研究框架;然后将WIAD框架应用于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对水制度绩效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水行政绩效在水制度子绩效中水平最高且对水制度综合绩效影响最显著,而水法和水政策对水制度综合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经济因素中,被访者的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三种因素对水制度综合绩效评价水平有显著影响。说明当前的政策的目标指向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除提高水行政水平之外,还需进一步挖掘分析水法和水政策绩效对水制度的可能影响。同时要重视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3种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水制度总体绩效评价时所产生的影响,尽量降低负向影响、提高正向影响,这可以改善流域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干旱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     

林农合作组织建设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我国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林农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博弈过程。本文在充分考虑林农合作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个体对群体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林农合作组织形成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研究发现,由于各参与方的理性程度不同、林业收益长期性和林业生产的外部性明显,只有保证林农的长期收益、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更要保证林农的当期收益时,合作才能形成,此外,林业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合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丰富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以确保林农的当期收益;加强对林农大户的培训,提高合作组织规范管理的水平;同时加强宣传以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从而提高长期收益;搭便车现象难以避免但应正确对待;各种能降低风险的措施均有利于合作。此外,在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应提高政策支持和监督的力度。     

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增强司法协作意愿,更需要整合各区域内的资源,加强合作、综合治理;跨行政区划环境问题的交互性决定了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体系,更需要加强立法层面的协调保障与司法层面的统一协作。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规范进行分析,对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改革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出：由特定检察机关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将“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公益损害制度化的北京模式;省内、省际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采取上级协调协同治理与同级省际之间协商并举的青海模式。这些改革实践提供了现代化的检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智慧,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成熟制度参考。与此同时,因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立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层级设置不清的困难;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权仍具属地性,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冲突不可避免;检察机关在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力、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相关保障不足、调查取证存有环境困境;跨行政区划环境公益...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耦合特征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20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长江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与层级差异研究

长江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重要空间载体，生态脆弱敏感与经济社会滞后交织，理清生态系统服务与多要素多层级福祉的关系对人地系统协调发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四川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基于人类福祉框架识别2000年以来居民福祉水平变化，通过相关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效应与层级差异。结果表明：(1)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福祉显著提升，2000～2018年福祉指数增幅达79.99%,但仍以中低福祉层级为主，东西部差异明显，收入福祉偏低是限制福祉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2)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PESV)与居民福祉呈负相关性，其中与教育福祉负向关联最强；(3)生态系统服务福祉效应具有层级异质性，随福祉层级递增PESV负效应趋于弱化，耕地和林地是影响居民福祉的关键生态系统，边际效应方向相反，高福祉层敏感性更强；(4)二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重要非生态驱动因子，在不同福祉层级均施加显著正向影响，对低福祉层正向边际贡献更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10+3”财金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研究

自"10+3"财政金融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成员国在财金合作领域开展了有效的合作,但是存在不足和局限性。本文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10+3"财金合作框架,包含系统性金融风险救助及预警机制合作、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债券市场合作、税收协调战略合作、经济政策协调五个合作领域。在这五个领域的合作中,需要适当扩大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货币互换资金规模,提高与IMF贷款脱钩的贷款比例,发挥AMRO的作用以加强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逐步推进货币一体化并加强区域汇率合作,减少对外部货币的依赖。尽快构建认证模式的亚洲区域性信用评级制度,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税收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区域内税收标准的协调。在做好上述四点的同时,亚投行要发挥积极作用,各成员国需要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借助"一带一路"的地区战略实现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     

森林资源经济利用的政策模拟模型应用研究

林业政策在对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方面起相当大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作用的框架下林业政策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市场机制传递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进而影响生产经营主体的收益成本预期及其决策行为,最终影响到对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的效果,因此分析和认清林业政策对林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市场机制.以林业经济福利为目标,把森林资源培育的第一产业环节和以森林资源为原料的第二产业发展结合一起作为完整的产业链,构建一个林业的政策模拟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木材价格、林业税费、信贷利率和采伐限额等林业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着重比较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前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效应,以及所具有的激励效果,从而认识林业政策的变动和调整如何影响政策目标,为政策的制定和对合理政策进行选择提供参考的依据.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耕地资源流失速度加快的基本形势,国家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不断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和经济援助,将侵害相关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因此,可以说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土地的发展权利受到限制,给保护区内相关群体带来机会及利益的损失。如何从政策层面上探讨实现基本农田保护供给面由非均衡性向均衡性转变的补偿移转制度及举措,构建激励相容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及重心、研究难点及实践经验、研究方法及现实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对国内外当前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利受限,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加以总结分析,为加强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及构建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制度提供借鉴。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