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财富”还是“诅咒”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禀赋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以“条件收敛”假说为基础,构建了资源禀赋对人均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的18个省(区)19年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经济社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大小的同时,对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多尺度考察

通过对单体区域在时间序列上的分析和对多个区域面板数据集综合水平的横向比较，本文在多个尺度上验证了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城市化过程的“资源诅咒”假说，并且通过在省际层面上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理论检验，也得出“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的结论。文章还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产生限制作用的作用机理。认为这种效应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和“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在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城市化是对耕地变动产生复合影响的一个过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这对耕地形成了占用的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城市比对耕地减少的直接影响度约在5%～10%之间.人口城市化对耕地的间接影响通过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可以间接减少耕地占用;同时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推动村镇合并,整理土地,增加耕地等途径来实现.因此,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存在积极的间接影响.人口城市化过程对耕地变动的复合影响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取决于一是城市化发展状态,即与工业化发展是否同步;二是村镇合并集中是否及时到位.为此,文章对中日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进行了比较.     

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非线性模拟

模拟城市化发展过程方法提取城市化发展中的人口和经济两个主要因子。根据其相互制约的关系。运用非线性理论构筑城市化发展的非线性模型。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值模拟，并构建这一模型。解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现象。这一模型是理想状态下实现的。无法取得现实中准确的数值，仍需加以修正才能更精确的模拟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过程。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然而在城市化主要依靠人口乡城迁移推动的模式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显现。文章通过年龄移算法描述了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发现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概率随年龄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然后,文章分析了此种年龄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制度是影响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的缓慢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短期内我国人口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稳定性。基于此,文章预测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年度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未来10-2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期未可过于乐观。针对这一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完善社会融入机制和提升城市化质量。     

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的分析

本文根据对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土地资源及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我国土地资源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城市化不是造成８０年代以来我国耕地数量下降较快的最主要原因;从长期趋势看,土地资源不会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构成根本制约。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系统研究的基本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应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这个复杂巨系统,是当前最令人注目的重大学术领域。本文探讨了这一系统研究的范围框架、基本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建立了针对我国实际问题的系统概念模型。这一概念模型首次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基本要素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核算体系中。     

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

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力问题也就是生存空间问题,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历来受学术界的注目。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主持了一项大型的发展中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研究,8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也主持了一项大型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相应地还有一系列有关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和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探讨。本文从中国人地关系变化的角度介入这一讨论,分析中国远期的土地资源是否超载的问题。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人口增长基本同步的三个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人口增长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区域发展起着各具特色的作用。南北朝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而产生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失衡问题,其中某些如水域环境变化等,对当今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当今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在历史问题基础上,深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使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更为复杂。对此必须抓住人口增长这个主要方面,挖掘资源潜力,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使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处于最佳协调状态,控制熵增,以求区域环境的久治长安、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转变及其对资源消耗的影响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已进入国家战略决策层次,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层次的定性描述与规划对策等方面,并没有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内城市化发展特征,尤其是产业结构转变对资源消耗的影响开展定量研究。文中以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8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产业结构转变与资源消耗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当地城市化和资源消耗的影响,分析发现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间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明显城际间差异性,各城市发展速度与产业调整、区域产业布局相关,明确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多样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是多样化的,而产业结构多样变化又促使海峡西岸经济区各城市间经济交流与协作更加紧密。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思路,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其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发现,全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各个地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反映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发现其内在规律,验证两者的相关性和现实性,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城市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吸引城市移民,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和资本流入,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人口集疏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

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和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并进一步对相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平衡日益加剧,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集聚的态势的基本结论,并对我国人口分布集疏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然因素奠定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城市化成为人口集聚的动力的观点。     

禀赋特征、外部性与农业生产集聚:基于全国31省的证据

在农业资源不断匮乏背景下,我国农业表现出生产集聚现象,从集聚效应视角看,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是资源禀赋、外部性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文系统梳理了资源禀赋特征、外部性条件与农业生产集聚之间内在机制,并利用我国1996~2015年31省20年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验证,通过理论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1）农业资源禀赋中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存量、农业技术水平和耕地资源对生产集聚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部性条件中自然灾害和地形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2）从影响趋势上来看,农业耕地数量、农业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表现出“U”型发展趋势,而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业资本存量表现出倒“U”型发现趋势。     

中国的人口与发展

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解决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就更为迫切。我们不能等待经济发展来引发人口出生率的自然下降,只能在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论中国区域开发战略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均衡与非均衡的区域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对环境的影响作用重视不够,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未来区域开发面临着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未来的区域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区域开发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