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关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探讨

本文以山东省典型村庄为例,从环保认知程度、环保知识获取途径、环保参与意愿及环境行为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途径。     

基于TPB-NAM整合的海洋水产企业亲环境意愿研究

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海洋开发的总体布局,海洋生态保护、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理论界及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海洋水产企业作为海洋第一产业转型的主要践行者,其亲环境意愿的驱动机理值得探究。将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模型(NAM)相结合,从理性和道德两个方面共同解释海洋水产企业的亲环境意愿,是对传统TPB理论的拓展。通过对海洋水产企业进行调研获取221个样本数据,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表明: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管理者个人规范正向影响亲环境意愿,其中行为态度路径系数最大,可见态度是一切行为意愿的根源,由于我国的水产企业起步晚,很多企业还没有践行亲环境行为,对其行为意愿的研究可作为后续行为研究的基础。②表象上看,主观规范与行为意愿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压力在形成亲环境意愿中没有作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主观规范的作用被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管理者个人规范所分解。③结果认知对主观规范、责任归属、行为态度以及管理者个人规范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认为结果认知是前因变量;同时,责任归属也正向影响管理者个人规范。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调研实际,提出对策建议:加强环保知识宣传教育,提升管理者环境认知;推动海洋先行标杆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加强制度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科技支撑并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多重动机对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实现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是弥补当前亲环境行为“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知-行”缺口现象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规范焦点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三类亲环境行为动机所具备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包含工具性环保动机具备的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自利性环保动机具备的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规范性环保动机具备的个人环保规范情境特征。结合动机的内外视角,将亲环境行为划分为内、外源亲环境行为,构建出“规范-动机”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框架,并在中国20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层次回归分析探究动机与居民内、外源亲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关系。研究发现:①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②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③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工具性环保动机的负向调节。④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用影响。⑤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规范性环保动机的正向调节。⑥当个体具有高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⑦当个体具有低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高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外源亲环境行为。本研究结论与自我一致性逻辑相符,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教育、创办“模范社区”等措施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水平。     

太湖流域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案例研究

环境意识属上层建筑范畴,对环境行为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太湖流域日益严重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提高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是控制该区水污染的主要措施之一。首次选取无锡市大浦镇14个行政村2.7万人为抽样框进行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表明：①居民对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与实际有明显偏差;②浅层次的局部的“日常生活环保型”环境意识依然存在;③居民在环保行为上为“政府依赖型”,整体参与环保意识不强;④居民获取环保信息渠道单一,政府对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重视不足;⑤2003年该镇居民总支付意愿为55.3～98.2万元。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旅游环境契合度、地方依恋与旅游者亲环境行为——以武陵源世界遗产地为例

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对于旅游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旅游环境契合度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基于旅游环境契合度理论,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为数据调研地,通过对正在或曾在武陵源旅游的一千余名游客的问卷调查,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层次假设检验以及中介效应检验,以廓清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旅游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旅游环境契合度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也对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此给遗产地景区提出管理建议,引导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促进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防霾还是治霾:居民行为选择及意愿研究

本文从提高居民环境参与意识出发,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对于PM_(2.5)的认知情况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借助意愿评价法(CVM)、二元选择模型和排序选择模型,建立了居民为降低PM_(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愿意和支付金额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在居民做出的降低PM_(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中,保护性行为的受影响程度最高;同时,年龄、学历、健康状况、年收入等因素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有显著影响。     

“绿色奥运”对提高北京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世界城市环境教育机制与途径的思考

筹办绿色奥运的7年间,北京市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2005-2009年,专业机构连续5年对北京城乡居民进行6次环境意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公众环保认知水平日益提升,居民的环保习惯正在养成,83.3%的人认为绿色奥运提高了自己的环境意识,这种积极的影响还在持续。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从绿色奥运与提高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参与环保能力和促进大众传媒关注环保等4个方面分析绿色奥运对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并探讨环境教育在世界城市目标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岛生态环境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海岛居民是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主体之一,研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引导和鼓励海岛居民主动采取环境友好行为是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建立包含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行为、公民行为四个环境友好行为变量,环境态度、环境保护知识、环境经历、社会政策、行为约束五个影响因素变量在内的理论模型。结合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居民的特点,设计海岛居民版环境友好行为测量量表,并在长岛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总体水平差异较大,难度较低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较好,而难度较高的实施较差;影响因素变量中,环境态度积极,环境经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掌握较好,相关社会政策较为不利,行为约束偏中性。②环境态度、环境经历、社会政策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存在“知易行难”现象。行为约束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④环境经历不仅直接影响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而且通过环境态度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施加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改善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对策建议。     

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最优方式,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所在地张家界市的酒店企业为研究标耙,基于对不同类型酒店环境行为存在差异性的假设,采用33个环境行为测量指标,从酒店建筑和景观设计、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废弃物减量、环保意识沟通、环保管理知识等6个方面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张家界市酒店企业6个度量项目环境行为指标的组均值分别为1.91,2.04,1.77,1.95,1.62,1.45,在环保管理知识、环保意识沟通、水资源管理3个方面的表现较为欠缺;高星级酒店没有与低星级酒店、社会旅馆在大部分环境行为指标的分值上拉开差距;最后就改善酒店企业环境行为提出相关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增强酒店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力促酒店企业运营模式转型以及加强对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的调控与引导等。     

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流域禁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政策顺利实施和推进的重要保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鄱阳湖区实地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渔民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禁捕政策的意愿越强;(2)生态认知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均对渔民退捕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3个维度两两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3)主观规范中指令性规范对渔民参与禁捕的带动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行为态度受渔民对政府禁捕政策的心理预期、生态修复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比认知的影响较大;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受到禁捕政策对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渔民参与禁捕政策能力的影响.为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渔民退捕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提高渔民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营造浓厚的流域生态保护及积极参与禁捕的社会氛围,同时,制定适宜的转产转业政策,且将相关政策、补偿等严格落实到每位参与退捕的渔民,增强渔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而提高渔民退捕意愿.     

生态旅游发展与社区居民自然生态保护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太白山农村社区为例

依托陕西太白山农村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情况，通过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研究了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与其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三个原假设，原假设H1（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对其参与当地自然生态保护的意愿无作用）、U2（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对其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无作用）被拒绝。但不能拒绝原假设H3，即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对其参与当地自然生态保护的意愿无作用。同时，研究也表明，社区居民感觉到发展旅游业之后环境的改善就会更加积极地去保护环境。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以上海、香港地区为例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将可能给地球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的行为深受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环境意识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上海、香港两个地区来分析公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公民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以及公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看法和评价，研究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反应的区域差异，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香港两地公民在很多环境闷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在对手环境状况好转的期待值、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对人为因素主导力量的认识、环境保护与日常生活的切实关系、为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对于环境教育内容的认可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为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更好的开展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南京公众为研究对象,把公众环境意识分为环境保护认知、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政策满意度、环保表现满意度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应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交叉列联分析、相关分析,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4个调查维度中,环境保护认知得分最高,环保表现满意度得分最低;（2）交叉列联分析初步筛选、明确影响环境意识的关键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3）相关分析进一步识别出3个变量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强弱顺序如下：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个人环境意识为基础,政府宏观引导,民间环保组织为平台,企事业单位为主力的环境保护体系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基于行为与意愿悖离视角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以有机肥施用为例

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施用有机肥可改善当前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为探究农户亲环境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基于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导致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这一亲环境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存在悖离,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社会规范、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是该现象的成因.此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远、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差,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大.据此提出应提升文化程度较高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强对施用有机肥的宣传、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在尽量照顾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调整耕地并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