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城镇蔓延与滞留型城镇化人口

在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城市蔓延概念的城镇蔓延。在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政府主导的城乡空间转化,将造成其中人口城乡身份识别的困难。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人口聚集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推动下的城镇空间扩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镇蔓延中除了造成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产生两类"半"城镇化人口:滞留型城镇化人口和未市民化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与"离土离乡"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不同,滞留型城镇人口"不离土不离乡"却由于生存空间划分为城镇地区而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变动规模进行分解,发现因为城镇蔓延而产生的的滞留型城镇化人口规模超过进入型城镇化人口,成为农业户籍城镇化中最大群体,且该类人口主要集中在镇区。对这类人口的忽视,将对理解我国城镇进程及其作用产生偏差。而城镇蔓延造成的复杂人口结构需要社会重新考虑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从空间管理向人口管理、率先解决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严格控制小城镇土地城镇化现象,将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政府调控、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

深入探究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频发,而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不足,对人口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探究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入手,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城市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直接决定了城市规模大小,政府财政分权行为更加剧了城市规模两极分化趋势。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效果明显依赖于政府调控水平,且科层制的城市等级结构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影响效果的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不同。市场机制在东部城市产生涓流效应,而在中西部则发挥着聚集极化作用。市场机制在特大和大城市已产生涓流效应,加之政府"抑大崇小"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得这种效应愈加明显,中等城市则处于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更替中,小城市则表现为更多的聚集极化效应。为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市体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应指导城市发展方向,为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应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根据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对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适时调整和变动。调整公共资源在特大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分配政策,实现公共资源由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同时,建立跨区域的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市场力量突破行政界限探索城市健康发展。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江西省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为了研究主体功能区战略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综合利用3S技术、熵权重法和Pielous指数,对江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性开展研究,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江西省的城镇化经历了非均衡发展阶段（2000~2010）和均衡发展阶段（2010~2015）,2010年城镇化的协调性最差;（2）人口持续向重点开发区聚集,但限制开发区的常驻人口数仍在增加,而且限制开发区迁出的人口主要流向省外的优化开发区,这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初衷相背离;（3）重点开发区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已达137.93 m2,人口集聚不足是其城镇化不协调的主导原因,针对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地区,应加快建立城镇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相挂钩的制度;（4）人口城镇化以就地城镇化为主,限制开发区未来将同时面临农业人口转移和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双重压力。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多维度视角下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背景下,透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表象,从结构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探究,有助于清楚识别与理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并将数据汇总至省级和区域层面,从城乡人口变动、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乡村人口减少的贡献度。(2)乡城人口迁移仍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次为区划调整增长,最末为自然增长。(3)城镇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县域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略高于市辖区城镇人口变动。(4)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和净迁出的现象,且该地区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据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审视过往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重点结合区域或城市自身的自...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研究

在论述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含义基础上,基于超效率的SBM网络模型,构建评价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的指标体系,从分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城镇化效率以及两个子效率系统组成的系统效率时空分布差异出发,探索各种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并根据超效率SBM模型的分析结果为系统效率的改善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系统协调效率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协调效率逐渐降低;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Ⅰ的数值大小由0.5逐渐降低为0.18,空间上逐渐显现集聚效应。(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头高,中部城市低"和"伞状扩散"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都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3)系统协调效率的改善方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缩减投入冗余要素包括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人均建成区面积;二是提高产出不足要素包括教育资源以及城镇人口比重。文章最后,根据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城市群内部的投入产出管控政策:首先,为促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除了继续提高效率较低的城市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深度和广度外,还应当对于专项资金的流向进行督查和监管,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其次,对于强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合理控制人口城镇化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于弱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适当配置要素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再次,在效率改进方面,应当精简公共服务岗位,采用竞争上岗机制;对于二三线城市应当严格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放宽一线城市的户籍准入制度,改善非户籍人口的就业环境。     

基于流动人口特征的环洞庭湖区县域城镇化的水平和性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流带有明显异地城镇化的性质,这种跨大区域的异地城镇化对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环洞庭湖区为例,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县域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170软件定量分析了湖区县域人口净流出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人口净流出区县域城镇化水平与县域人口净流出率呈高度负相关的结论;进而,按县域城乡人口内外流比(城镇人口净流入与农村人口净流出之间的比例),将本区城镇化划分为主动型城镇化、内流为主的被动型城镇化、外流为主的被动型城镇化和衰退型城镇等类型,并探讨了各类城镇化的人口流动的特征、动力机制和综合效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洞庭湖区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对策     

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

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推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措施,作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人为本"的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亟待加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信息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通过构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2016年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已经逐步由不协调、不和谐、低协调向弱协调、中协调和强协调转变。(2)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程度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大致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呈现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呈现明显的δ-收敛和β-收敛。(3)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考察期间内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正,而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定量依据,从而为新时代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一定的科学决策基础。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大都市区周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大都市周边乡村聚落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重构与转型,分析特殊区域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引导区域内的乡村发展,并可为特殊地域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以武汉市新城区1 868个行政村为研究区,从聚落的空间分布、规模结构及形态分异3个方面出发,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大都市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集聚特征显著,但空间分异明显,具体展现为自近郊向偏远乡村地区呈"倒U型"结构;在规模分布上,武汉市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表现为近郊大,外围小的连片分布态势,并在局部上与密度分布存在正相关;在形态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主要为条带、团簇、散点等形态。最后,通过实地调查识别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近郊以发展都市农业和到中心城区兼业为主,多为城乡两栖生活模式,远郊以传统农业和劳务输出为主。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