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贵州喀斯特山地的“石漠化”及防治对策

贵州是一个碳酸盐岩分布广泛，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严重的山区省份，本文在综合大量实地考虑资料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贵州喀斯特地区的山地“石漠化”现状及危害，探讨了“石漠化”过程的成因，指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近期贵州喀斯特山地“石漠化”过程加快的主导因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空间分异与管控措施研究

贵州省石漠化演变态势遏制了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需要。为响应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加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工作,遏制贵州省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研究基于遥感和GIS技术,针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等典型生态环境问题,依据《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5-06)建立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评价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现状,划定石漠化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定量揭示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现状及地域分异,并根据贵州省石漠化治理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管控措施。结果表明:(1)2011年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以强度敏感性为主,面积达36 227.83 km~2,占全省喀斯特地貌面积的32.23%,总体分布规律呈条带状分布;(2)通过叠加分析得出石漠化敏感区的空间分布与石漠化现状有一定关系,表现为除去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不敏感性、轻度敏感性之外,已石漠化土地与中度以上敏感性所占面积比例变化趋势呈正相关。(3)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面积达6 814.25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87%;主要由破碎斑块组成,较集中分布于贵州北部、南部及西部地区,其中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南州面积最大、最集中;(4)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的管控措施应实施治理与保护并行,主要以保护为主,同时,加强石漠化敏感区综合治理以及生态保护政策体系建设。     

西海固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宁夏西海固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了生态环境整治与建设的基本对策。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同时,随着全国贫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文章从西部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以及地区贫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解析了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互为因果的耦合机理;分析了当前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生态环境、资金、人力资本、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即: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设计了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大生态扶贫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生态扶贫模式的特点、实施范围和基本内容.原地扶贫通过创造生态管护就业岗位,发展当地特色生态绿色产业体系,实现贫困人口在当地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通过拓展整村推进和本地教育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离地扶贫则以生态移民为主,并结合城镇化战略,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通过异地就业、生活实现脱贫.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扶贫战略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开发,以特色农副产品开发、特色生态旅游和绿色品牌建设为核心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及以生态移民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创新等.     

西南喀斯特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及其空间分布

西南喀斯特区域生态环境本身的脆弱性再加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识别易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依据十分必要。在ArcGIS支持下,选取影响西南喀斯特区生态环境的4个敏感性因子（水土流失、石漠化、酸雨及生境生物多样性）作为评价因子,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标法,评价西南喀斯特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西南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石漠化、酸雨敏感性很高,前二者的中度敏感以上区域均占西南喀斯特区域总面积的60%以上,酸雨中度敏感以上区域达50%以上;生境生物多样性敏感性相对较低,不敏感区占西南喀斯特区总面积的40%。西南喀斯特区生态环境综合敏感度极高,中度敏感以上区域占整个研究区总面积的80%以上,不敏感和轻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湘中南、鄂东南、广西中部喀斯特峰林平原区及云南、贵州山间盆地及河谷地区。地质背景、地形及气候是西南喀斯特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的主导因素     

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生态环境分析与治理对策

湘西岩溶区是我国西南岩溶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岩溶石山地区,其岩溶生态环境对湘西国民经济建设进程有重大影响,岩溶生态环境治理是湘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大龙洞岩溶台地是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土地贫瘠,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植被覆盖率低、地表水资源贫乏、地下水位埋深大、石漠化与水土流失等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在研究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自然地理与地质构造、岩溶水资源、土地与植被环境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大龙洞岩溶流域石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并根据大龙洞岩溶流域生态环境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为大龙洞岩溶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西南岩溶石山石漠化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法。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根治黄河中游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恢复其昔日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自然条件是具备的,技术上是成熟的。为实现上述目标,在经济上摆脱贫困是前提,选择发展战略是关键。基于上述看法,本文提出了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及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基本途径和政策措施。     

宁夏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与措施

宁夏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内陆省份,而且境内生态经济发展类型差异大,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经验倍受国际社会重视。宁夏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包括生态移民、引黄河水灌溉、调整水价、优化种植业结构与改善耕作方法、修复并改善生态环境,以及为贫困农户开发并提供可再生能源,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中南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提高了该地区的适应与发展能力。在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宁夏一方面注重适应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加强各种减缓措施以求降低碳排放强度,将适应气候变化的日常工作与项目融合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成立了自治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与重大适应行动方案。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喀斯特山区农村贫困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盘州市为例

以盘州市474村为研究对象,建立多维贫困评价模型对盘州市村域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并结合GIS分析功能、地理探测器、逐步回归模型对其空间分异进行了深层次探究。结果表明:(1)盘州市自然资本维度、金融资本维度、人力资本维度和环境脆弱维度贫困村个数依次为45、101、201、17,其中人力资本维度贫困村占总行政村42.32%,空间呈聚集化分布;(2)盘州市43个行政村处于多维贫困,约占行政村总数9.1%,主要分布在盘州市北部地区与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呈现零散分布状态;(3)盘州市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是行政村到县的距离、路网密度、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重、起伏度,平均高程、村到乡镇的距离起次要作用,各驱动因子间交互作用对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大于单因子作用产生的影响。对盘州市多维贫困进行定量测度,并对其空间分异的驱动力进行探究,结果对石漠化地区脱贫政策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持续发展和反贫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更新观念,以生态环境重建为切入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贵州喀斯特峰丛区石漠化土地调查与评价——以毕节老街村为例

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在人口压力和不合理经济活动作用下日益恶化, 土地石漠化已成为喀斯特地区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直接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在对老街村进行实地踏勘和采样的基础上, 调用SPSS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地形坡度、表土层厚度、岩石裸露程度是引起该区土地景观分异的主导因素, 其方差累积贡献率达81.224%。在此基础上, 以地貌面、土壤类型、裸石景观特点为主导标志，并结合灌草分布, 以GPS为定位手段, 借助GIS平台, 完成老街村土地类型单元调查和制图; 并利用多因子得分的几何平均数综合评价石漠化土地适宜性, 评价结果与实际吻合较好, 为土地生态设计和生态修复奠定基础。     

贵州喀斯特峰丛区石漠化土地调查与评价——以毕节老街村为例

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在人口压力和不合理经济活动作用下日益恶化,土地石漠化已成为喀斯特地区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直接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在对老街村进行实地踏勘和采样的基础上,调用SPSS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地形坡度、表土层厚度、岩石裸露程度是引起该区土地景观分异的主导因素,其方差累积贡献率达81.224%。在此基础上,以地貌面、土壤类型、裸石景观特点为主导标志,并结合灌草分布,以GPS为定位手段,借助GIS平台,完成老街村土地类型单元调查和制图;并利用多因子得分的几何平均数综合评价石漠化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实际吻合较好,为土地生态设计和生态修复奠定基础。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