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经济增长研究

如何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减少CO2排放量,从而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和探讨的焦点。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提出到2020年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论文根据这一约束指标,创新性地把CO2减排控制率引入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别计算基准情景和低碳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的最优经济增长率,得到以下结论:基准情景下最优经济增长率为8.30%;在低碳经济发展情景中,2020年CO2排放强度降低40%和45%减排控制下最优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67%和7.52%。在此基础上,参考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情景假设,对2020年经济产出、能源消费需求量和CO2排放量进行预测,最后提出推动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政策建议。     

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中国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通过仿真模拟中国土地利用系统状况,探寻实现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发展的情景模式,为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参考路径。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系统,共模拟得到18种情景方案。通过设定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目标对情景方案进行筛选,保留了6种情景。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对6种情景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第2种情景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水平最优且符合国情需要。最优政策情景具体表现为经济保持中速发展,到2035年GDP增长率稳落在4%,总量达到约200万亿;人口中速增长,2035年人口稳定在约14.85亿;土地整治力度大幅提升,土地整治投资金升至每年600～1 000亿元。     

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同效益研究综述

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和空气污染协同控制而带来的狭义协同效益研究,国外已经开展了20多年的研究;如何从宏观角度来探究在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同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同效益是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广义协同效益研究领域进行了回顾,对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大类文献进行梳理。规范分析的思路是将能源、环境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使用动态优化理论方法,推导各要素的最优增长率;实证分析则是使用国家或城市的实际发展数据,估算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增长率的最优值,并将此最优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评价实际发展的可持续程度。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本文指出广义协同效益研究已兴起但尚未形成完善体系,至今仍未出现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健康、教育等诸多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以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探讨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效益研究目前还很缺乏。广义协同效益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来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能为分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且研究结果也可对本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建议和理论依据。     

基于CDECGE模型的中国能源需求情景分析

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出发,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设定了3种经济发展情景:基准情景、强化低碳情景和粗放型情景。分析了3种情景下我国未来的一次能源需求量、能源消费结构及CO2排放趋势,为把握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形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研究方法是在Monash模型的基础上构造的我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DECGE)。结果显示,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率预期,如果没有额外的政策措施,2020年之前我国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但在适度的低碳政策引导下,我国2020年的能源需求将控制在45.52亿t标煤,CO2排放强度将达到1.635 t/万元,相对2005年下降45%。碳税作为一种经济减排政策,会有效的降低CO2排放,减少化石能源的需求,使经济向低碳社会转型,从而实现2020年CO2排放强度降低的减排目标。因此,为减缓能源需求量的快速增长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可以从改善产业结构、实行碳税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从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

本文探究了1991-2011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规模及产业流向,并定量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从1990年的867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2.5亿多人,其中有53.7%流入第二产业,其余流入第三产业。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本文计算了1991-2011年各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计算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各要素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比较二者的差异,即可得到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这三个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9.3%及-0.3%,年平均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分别为12.2%,90.2%和-2.4%。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至8.9%和-1.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也将从实际的10.3%下降到8.8%。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表明,持续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20年间使劳动力利用效率年平均提升30.7%,使总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升23.9%,年平均提升比例为63.7%,使GDP年增长率平均提升近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提升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为潜在人口红利提供了实现通道,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我国过去并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     

中国大陆人口变化六大特点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总人口数为 12 .95 33亿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 1.0 7% ,比 80年代末下降了 4个千分点 ,这表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不仅平稳度过了建国以来第三次生育高峰期 ,还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 ,我国人口变化还有其他五大特点 :①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 ( 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6.72 % ,比 1990年普查的 15 .88%下降了 9.16个百分点。②老龄化进程加快。 0～ 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 2 .89% ,比 199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新疆于田县人口变化与持续发展

从多角度分析新疆于田县50多年来的人口变化状况，其变动由3个波峰和3个波谷组成。增长率最高峰为1984年的34．13‰。最低峰是1964年的-2．29‰。两者相差36．42‰。形成人口高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稳定、医疗条件改善、文化大革命及政策；而瘟疫流行、自然灾害、人口惯性及政策控制了其增长。同时，由于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其人口控制和变化比发达地区滞盾一个时段．并亵现出偏远、自给自足地区受外界干扰少——一种典型封闭系统的人口变化特征。各类人口模式的变化都表明于田县人口变化已趋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增长。为该县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中国碳市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分析

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事关政策的执行效率及效果,是政府部门及经济学家关注的宏观经济领域重要课题之一。在中国碳市场领域,政府部门制定的碳市场政策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不一致性,并且影响了市场主体对政策的信任以及对未来全国碳市场的信心。因此,加强对碳市场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关注具有现实意义。论文首先应用动态规划理论,构建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模型,并引入市场主体信息透明度这一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利用情景分析法,对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产生原理进行理论推演。在此基础上,将推论应用于碳市场政策领域,剖析不同情境下减排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碳市场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实例演算进行验证。结果发现:①截至目前,市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较少得到关注,已有的政策时间不一致性模型的自变量虽然包含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但却忽略了市场主体信息透明度的影响。②市场主体信息的不透明及信息失真将直接导致政府部门在政策规划阶段制定的最优目标并非真正最优。③进一步引入市场主体理性预期,最优目标在执行阶段将发生更为显著的偏离。④将上述推演结论应用于碳市场领域仍然是成立的,实例演算验证了其有效性。即,排放企业信息的不透明及信息失真将使得政府的计划碳配额目标在政策执行阶段出现时间的不一致性,排放企业对未来碳政策趋势影响的理性预期则会使这种不一致性更为严重。论文最后就如何增强减排企业排放信息透明度及真实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增加碳市场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制定适当而非激进的碳市场目标,以及加快第三方碳核查机构及监管体系建设。     

基于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目标的山东综合人口承载力预测

作为全国第二人口大省,山东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广义资源供给为立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构建基于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目标的山东综合人口承载力框架结构和指标体系,分别预测对山东人口发展具有显著制约作用的15项要素人口承载力;接着利用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和子系统权重,测算资源、环境、经济、社会4个子系统和综合人口承载力。结果表明,2020年山东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预期人口将处于综合承载力之内;2050年实现基本现代化时,预期人口将超出综合承载力阈值;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始终是制约人口承载力的主要瓶颈,经济发展子系统承载力的略有盈余难以弥补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足。上述研究一方面完善省域层面综合人口承载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为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和人口合理调控提供重要决策咨询。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人口与发展的规划目标与措施

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总的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9％。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1991年到2000年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5‰以内,到2000年全国大陆人口力争控制在12亿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总和生育率要从1990年的2.3降到2.0以下。基本完成人口再生产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化类型转变。     

中国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取增长”现象?

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被广泛使用,排放出大量有机物和无机物,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污染的分析,较少讨论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实际上,农资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也会产生大量环境污染,努力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也应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农资生产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状况对其未来年平均销售增长率的影响,检验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增长"现象。在文中我们采用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的情况来衡量其环境污染程度,采用企业的年平均销售增长率来衡量其未来业绩表现,进而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被征收排污费的农资生产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污染换取增长"的现象。实证结果表现为,如果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越高,则该农资生产企业未来的销售增长率也相应越高。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农资生产企业排污费征收机制的设计和行业环境规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首先,我们建议环境保护部门和农业管理部门在未来应该适当提高农资生产行业的环境准入门槛,防止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进入该产业,并逐步淘汰部分高污染的农资生产企业。其次,环境保护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排污费的征收机制设计,努力降低农资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后,建议对农资生产企业的环保技术投资进行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