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

作为旅游地环境保护主体的旅游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旅游地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重要推手。揭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是引导旅游者选择绿色旅游,进而实现目的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前提。本文基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理论,从人(旅游者)—地(目的地)互动角度,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和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构建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个体特征、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通过对475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情感是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重要驱动要素。目的地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目的地的氛围、公共服务、旅游服务和目的地环境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从旅游者的个体特征来看,相比于男性,女性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而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另外,旅游者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与其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呈现正向的直接影响关系。据此,目的地管理者应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注重塑造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环境中女性角色确立系统模型"研究

女性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桎梏。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受捌低估乃至忽视．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配置失效。“环境中女性角色确立系统模型”的研究可有效解读女性角色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并提出如何提高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从而保障在一个性别平等的文明社会里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60年

在总结建国初期及起步阶段环境问题及环保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与环境政策的形成: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环境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环境保护同环境破坏艰难博弈,环境外交与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环境政策的特点是:充分运用命令-控制手段;努力筹集环境保护资金;明确保护环境的责任;鼓励"防治结合"和"综合利用";较早体现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文章归纳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过程,地位从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从偏重污染控制到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并重,方法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范围从点源治理到流域和区域的环境治理,手段从以行政命令为主导到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导。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是环境保护的出路和目标。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中国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体系与推进措施

矿业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对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体系,分别是安全生产责任、市场效益责任、资源效率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社区发展责任、员工权益责任。为了更好地提高矿业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必须加强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推动企业内部治理与信息披露,以及发挥社区、非政府组织、媒体、金融机构的作用。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原则立场

（1）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是人类生存和进步所必要的，也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物质保证。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合理需要，国际社会应该作出切实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贸易、资金等领域面临的困难处境，促使其经济发展。同时，各国的经济发展应该实行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2）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责任。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过度消…     

中国矿山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研究

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问题是制约矿山环境保护的最大瓶颈。长期以来,受我国经济水平和矿山环境保护自身特点的限制,庞大的资金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矿山环境保护的主要障碍。为了改善我国矿山环境保护巨大资金缺口的局面,探索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本文从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的投融资现状入手,在分析我国现行矿山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对我国矿山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进行了创新。     

基于TPB-NAM整合的海洋水产企业亲环境意愿研究

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海洋开发的总体布局,海洋生态保护、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理论界及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海洋水产企业作为海洋第一产业转型的主要践行者,其亲环境意愿的驱动机理值得探究。将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模型(NAM)相结合,从理性和道德两个方面共同解释海洋水产企业的亲环境意愿,是对传统TPB理论的拓展。通过对海洋水产企业进行调研获取221个样本数据,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表明: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管理者个人规范正向影响亲环境意愿,其中行为态度路径系数最大,可见态度是一切行为意愿的根源,由于我国的水产企业起步晚,很多企业还没有践行亲环境行为,对其行为意愿的研究可作为后续行为研究的基础。②表象上看,主观规范与行为意愿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压力在形成亲环境意愿中没有作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主观规范的作用被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管理者个人规范所分解。③结果认知对主观规范、责任归属、行为态度以及管理者个人规范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认为结果认知是前因变量;同时,责任归属也正向影响管理者个人规范。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调研实际,提出对策建议:加强环保知识宣传教育,提升管理者环境认知;推动海洋先行标杆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加强制度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科技支撑并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环境意识浅析

库区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环境素质的提高是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社会经济环境调查数据,对三峡库区农村环境保护设施现状,农村移民的环境素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库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库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仍然不足,饮用水不安全,化肥施用量过度,生物、环保防虫技术很少被采用,移民缺乏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知不足,仅具备浅层次的局部的“日常环保型”意识,参与环境保护的经济能力和动力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库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饮用水安全状况,推广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生产技术,加强库区农村移民的环境教育,促进移民脱贫致富,提高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环境素质,提高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改变其对环境不友好的生产生活行为习惯     

农户环境认知、行为决策及其一致性检验——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业环境的改善,关键在于农户。通过对江苏省206个农户样本的调查,考察了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状况,并对两者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以总分为6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5分以下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87%,表明部分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比较低;在以总分为5分的行为决策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下的农户占到样本总量的563%,表明部分农户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不足;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农户环境认知和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环境认知与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性,土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变量对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影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不一致性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近自然绿道建设在我国公路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道路是景观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高密度的公路系统通过改变自然景观特征、干扰生态系统物质与信息交流、诱发水土流失、破坏动植物栖息环境、加快生物入侵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为了提高公路交通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公路交通发展模式,通过湖北神宜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提升,提出了“近自然绿道”的技术与工程措施。研究表明：围绕“路景相融、自然神宜”的建设目标,坚持“亲近自然、文化传承、科学创新、和谐发展”的公路建设新理念,实践“环境保护、交通安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与教育示范”“近自然绿道”的和谐道路建设目标,可以较好地实现公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标,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岛生态环境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海岛居民是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主体之一,研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引导和鼓励海岛居民主动采取环境友好行为是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建立包含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行为、公民行为四个环境友好行为变量,环境态度、环境保护知识、环境经历、社会政策、行为约束五个影响因素变量在内的理论模型。结合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居民的特点,设计海岛居民版环境友好行为测量量表,并在长岛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总体水平差异较大,难度较低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较好,而难度较高的实施较差;影响因素变量中,环境态度积极,环境经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掌握较好,相关社会政策较为不利,行为约束偏中性。②环境态度、环境经历、社会政策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存在“知易行难”现象。行为约束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④环境经历不仅直接影响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而且通过环境态度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施加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改善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中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伴随着环境治理话题的升温,政府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且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较为接近,但都显著高于中部省份;政治晋升竞争和财政分权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差异折射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央-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缺陷,根本在于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水平都能显著促进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改善,工业化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显著负向作用,这主要归因于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环保资金紧缺的条件下,越高的工业程度自然会降低资金效率;人口密度和受教育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反应出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形成倒逼作用的是受教育人口占比而非人口密度。因此,鉴于地方政府的行动惯性和路径依赖,应通过顶层设计来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所需的制度供给;可通过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改善污染排放和设定更为细致严格的环保标准并严格监督、执法来缓解工业化程度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重以此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洱海湖滨区农民环境意识调查——以大理市龙下登村为例

环境意识是指人们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而形成的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体验与行为倾向。以洱海湖畔的大理市龙下登村为研究区,通过采用实地考察与村民问卷调查方法,论文分析了龙下登村村民的环境意识状况。文章指出,当地保护洱海环境的硬件措施已基本到位,村民业已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但总体而言,村民获取环保信息的渠道较单一,村民环境意识与其行为不一致,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自觉性不强。在定性定量分析评估村民的环境意识后,论文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建议,可为洱海综合治理提供一些基础参考资料。     

智能化环境治理的内在悖论与矛盾纾解

智能技术代表了以数据与算法主导的、一元性与多元性并存的、虚拟与现实交互的生产关系。智能技术对环境治理的重塑,主要体现在技术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维度,并凝结成“数据与算法“”一元性与多元性“”虚拟与现实”三组关键词。智能化环境治理可以分为感知型、服务型和互联型3种治理类型,以此为基础,其内在悖论分别表现为：在感知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环境数据所有权的专属性与开展环境数据行为的便宜性之间存在张力;在服务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平台发展、治理服务和决策形成存在一元性与多元性矛盾;在互联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和传统公共空间的被支配性之间相互掣肘。纾解这3对矛盾,对智能化环境治理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于感知型智能化环境治理而言,需要明确环境数据行为的主体、限制环境数据行为的目的以及厘定环境数据行为的后果,最终消解环境数据行为的便宜性。对服务型智能化环境治理来说,则要尽可能把握平衡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度”的客观标准,即平台有序发展的客观标准、环境治理服务的弱势标准以及环境决策形成的底线标准。互联型智能化环境治理的矛盾纾解之策最终指向了政府在智能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如何调适方能言之为“妥当”。申言之,...     

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良好、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变革与创新。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亟待上升为法律制度。因此,《环境保护法》扮演着整合性环境立法的角色,修订时应持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整体观念。基于调研和理论思考,提出6点建议：提升立法层次、增强法律权威;确立环境优先、追求社会至善;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提倡环境自治、保障公众参与;突破诉讼瓶颈、鼓励公益诉讼;理顺权责关系、提高管理效率,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