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城乡差距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对城乡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后,城乡差距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向不同。减小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却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此外,通过采用衡量城乡差距的不同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农村居民完全融入到城镇生活之后,能够在保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幸福。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实地调查问卷,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不同地区调查结果如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不同规模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城市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及社会信心、收入满意度、家庭气氛得分最高;公共服务满意度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小规模城市是城镇化路径选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可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     

呼和浩特市产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选取1991年至2012年相关数据,以呼和浩特市三次产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构建VEM误差修正方程,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对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正向的反作用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在长期,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反向作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则有正向作用。而第三产业的弹性相对较大,可知第三产业的发展除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外,还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呼和浩特市发展建议。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

利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2SLS),本文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经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城乡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②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较为封闭;③通过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分解发现,父辈与子辈间的代际职业传递以及代际教育传递是中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贫困群体以及弱势群体倾斜,同时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就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分割,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成都市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都有正向作用;从分项研究的结果来看,林业、渔业、建筑业成为阻碍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基于多因素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学“收入=消费＋储蓄”这个恒等式和我国经济、人口的相关数据,动态上测算出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估计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其结果更接近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有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本文进一步把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并且考察了我国人口和产业的演进,分析了它们各自对现在和今后形成差距的影响,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的制度和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存量资产（储蓄）又在市场作用下继续拉大差距的双重因素。所以,政府不仅要使农民“减负”、“增收”,而且要运用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多管齐下,改变目前的资源分配格局,方能解决“三农”问题之痼疾。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中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特征分析

进入21世纪,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多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对居民生活领域碳排放控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LMDI模型计算并分析了2000-2015年间我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中,消费碳排放强度因素、消费水平因素、经济水平因素具有同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消费结构因素、城乡消费比重因素、城乡结构因素具有反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2)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乡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考虑到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技术趋于稳定,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及总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3)从生活消费特点上对比,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更有利于碳减排的生活消费结构,这一点由消费结构因素、城乡结构因素的对比得以印证,但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值仍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进程将显著推动全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本文研究可为精细化控制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省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格局分析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地域单元,两者共同推进了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但城乡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采用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山西省201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县级行政区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中间低、东西高的空间特征,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第一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些空间滞后变量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均GDP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

近年来,我国"城市环境趋向好转,农村环境不断恶化"这种城乡环境二元趋势的凸现,提出了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城市中心主义"环境法制以及我国农民实质自由的严重匮乏是我国产生城乡环境二元趋势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所采取的仅仅局限于环保领域的城乡环保一体化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环境二元趋势.城乡环保一体化实践需要以更为全面的制度建构为基础.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应树立理性、人本、自由等基本理念,应坚持整体推进、科学建构、多元参与等基本原则.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路径,首先是消除对农民的各种制度性歧视,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其次,在推动地方民主与法治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健全与完善农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机制,保证农民的各项权利最终成为"可实际行使"的权利.最后,还要建立适应农村环境保护要求的环境法制.     

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民幸福生活是“国之大者”,提升农民幸福感是中国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要议题。有别于以往多数分析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该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农民幸福感。其中相比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主观感知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较为严重。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逆向概率加权法和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该基准结果仍然稳健。②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高学历、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③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身体健康、农民心理健康和农民务农时间在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农民身体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9.1%,农民心理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1.7%,农民务农时间中介效应占比为5.4%。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着重整治农村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关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农民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幸福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变化趋势

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是中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目前,居民食品消费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同时也是制约“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根据199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对比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碳足迹构成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年均达到23.26亿t,占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51%。(2)近3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持续高于农村居民,但近10年来差异逐渐缩小;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主要来自动物类食品,尤其是水产品、猪肉与牛肉,2015年以来动物类食品消费碳足迹逐渐超过植物类食品成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已全面进入动物类产品主导的时代。(3)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动物类食品消费量均有所上升,但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猪牛羊肉消费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禽肉及蛋奶制品消费比例均大幅上升,说明目前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4)蔬菜及干鲜瓜果消费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农村居民...     

我国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居民的健康日益受到环境、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缓慢.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及其分布状况,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各类因素.结果发现:家庭状况、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因素均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工作等经济因素之外,健康观念、就医决策和保险覆盖等社会和制度因素亦对城市居民个人健康产生影响.同时,通过逐步回归控制相关变量的方法,检验了Grossman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检验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稳定性.在总结研究结论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应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全面促进城市居民健康的综合改革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