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司法是进行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我国从200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设置专门环境法庭,这一外生事件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研究场景。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6年共4 340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检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而且企业是通过扩大整体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但是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抑制了生产性资本投向。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首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其次,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所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然后,与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前相比,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最后,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司法专门化之间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环境法庭的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各地法院应加强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积极推进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的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环境司法审判程序,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本投向,以确保企业环境治理的同时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中国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反思

法治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其最佳状态是法律指引与行为模式相一致。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是由正当性理念推动的环境司法改革,对传统法治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改革的前提仍然是对法治基本原则的固守,不宜超越法治的底线。推动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乃至环境司法改革,必须坚持法治逻辑,须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以形式法治为原则,以实质法治为补充;以合法性为原则,以正当性为补充;以专业化为原则,以灵活性为补充;以法律正义为原则,以社会正义为补充;以被动司法为原则,以能动司法为补充。     

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

近年来,我国"城市环境趋向好转,农村环境不断恶化"这种城乡环境二元趋势的凸现,提出了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城市中心主义"环境法制以及我国农民实质自由的严重匮乏是我国产生城乡环境二元趋势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所采取的仅仅局限于环保领域的城乡环保一体化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环境二元趋势.城乡环保一体化实践需要以更为全面的制度建构为基础.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应树立理性、人本、自由等基本理念,应坚持整体推进、科学建构、多元参与等基本原则.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路径,首先是消除对农民的各种制度性歧视,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其次,在推动地方民主与法治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健全与完善农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机制,保证农民的各项权利最终成为"可实际行使"的权利.最后,还要建立适应农村环境保护要求的环境法制.     

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扬”与“抑”

新《环境保护法》对符合相当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立法确认,是其作为起诉主体的"扬"的价值实现,这在立法上体现了《环境保护法》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进步。确认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既有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等理论支撑,也与其自身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为探路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详细规定指明方向,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保障制度的演变为我国提供了比较法意义上的借鉴。当然,新《环境保护法》为防止滥诉、保证适格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对环保社会组织同样规定了登记部门层级、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年限、诚信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具有积极意义,是环保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积极层面的"抑"。与此同时,环保社会组织要承担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角色,其自身面临较多内外部困境,主要表现为登记管理手续繁复、激励措施力度不足等外部消极层面的"抑",以及其自身独立性欠缺、资金缺乏、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表现出的内部消极层面的"抑"。在新《环境保护法》进步性规定下,要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作用,就要遵循"欲扬先抑"的路径,采取诉前通知、司法(预)审查等细节制度对其积极层面的"抑"予以加强,并就消极层面的"抑"的各种表现形式予以改善,克服抑制条件,促进抑制条件向正向激励条件的转化。     

从鲁北化工生态经营模式谈西部可持续工业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缩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面向 2 1世纪的重大行动。在西部大开发中 ,如何摈弃传统的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效益低产出的发展模式 ,实现跨越式发展 ,达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 ,鲁北化工走过的历程有重要的启示。这种启示在于 :建立在渤海南岸千里盐碱滩上的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其外部的自然环境与西部具有很大的共性 ,但是 ,鲁北化工实施“环境报国 ,奉献人类”的绿色文明战略 ,用环保科技产业撑起了渤海湾畔的碧水蓝天 ,创建的科技创新与资源、环境、工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经营模式 ,解决了传统产业…     

论中国溢油污染索赔机制的完善——从索赔康菲案展开

随着海洋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及海上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海上溢油污染的风险不断加大,2011年6月,我国发生的康菲溢油事故,其造成的海洋污染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亚于甚至超过去年美国发生的墨西哥湾溢油事故。面对渤海湾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渔民、渔业的巨大经济损失,众多的受害人如果求告无门,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将把受害人推向绝境。本文通过对康菲漏油事件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索赔处理过程的比较,分析了我国溢油污染索赔制度的建设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均十分薄弱。通过对康菲索赔诉讼类型化分析,发现溢油污染的索赔往往是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存,对两种诉讼关系、运作特点和价值缺乏深入的研究,成为阻碍我国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共生的环境权益司法保护模式建立的深层原因。本文建议理论上明确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异同的前提下,区分不同情况,确立环保行政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和环保部门和公民、法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诉讼两种制度。同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借鉴美国和解集团诉讼制度,以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     

基于“过程-结构”视角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比较与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极为紧迫而又突出的薄弱环节。围绕着如何打破"公地悲剧"和实现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学界提出了科层型、契约型和网络型三种合作治理模式。在总结三种模式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文章从"过程-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阅读大量文本案例和结合一定的实地研究,精选出太湖流域的河长制治理、库布齐沙漠的修复治理以及三江源曲麻莱县巴干乡的虫草与垃圾治理等三个现阶段环境合作治理的代表性案例,深入分析了三种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选择和运行机理、比较优势和局限,并讨论了特定情境下环境问题与治理模式的契合性。研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既定制度(政策)、结构与作为能动者的组织、个人互动的结果,对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情境和场域,每一具体的合作治理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局限与适用条件。研究同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应特定环境问题的物理、生物和社会属性,必须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所具备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最后,文章从政府的"元治理"、互信契约、利益共享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所"共享"的增进合作的规则及条件,认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摒弃以自身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并积极推动各种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以积累更多的推动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和提高整体性治理能力。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与机制创新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我国环保产业发挥更大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关键问题。尽管环保产业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方式正逐步形成,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渠道单一、效益低下、机制不活等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机制不活,其他问题是由机制不活产生的。一方面,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存在巨大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大量的社会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因此,解决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进入,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认为,创新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目标是形成一个多元、绿色、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从而为绿色投资提供足够的市场激励,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是"推力"和"引力"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推力"包括社会推力和政府推力,"引力"包括政府引力和市场引力。创新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任务包括投融资模式创新和绿色金融创新两大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力度,提高政府投入资金引导能力;大力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大力推行PPP投融资模式,提高模式适配性;不断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丰富环保产业投融资工具。     

国际技术转移新趋势对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的启示

从国家战略性发展布局的高度,在深刻理解当代国际技术转移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国际技术转移的新趋势,认为国际技术转移呈现来源多极化、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等特点,亚太地区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新兴市场,环保产业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重要领域之一。结合当前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现状,提出了推动我国环保技术国际转移的对策建议。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

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新重点和难点.农村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两散的特点,政府的大量投入相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实在有限,需要反思当前以完全信息为基本假设、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农村自主治理组织具有信息的直接性和充分性以及自发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以自主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现状,构建了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和框架:研究自主治理的基本条件和博弈均衡结构,对应分析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假设条件、博弈关系和政策供给;将自主治理的经济分析和治理结构相结合,在典型调研和面上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运行的关键因素、治理层次,以及典型模式,提出可供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借鉴的框架体系;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提出建议,并对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结合流域及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述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体系,揭示其基本环节的主要特点,并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划分为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上下游政府间共同出资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基于出境水质的政府间强制性扣缴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等类别,系统阐释了各种模式的特点与适用条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思考

环保产业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保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已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我国现行环保科技政策与环保产业的战略地位不相匹配。本文对我国现行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回顾,分析我国环保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环保技术产业化的必备条件提出政策制定建议,主要包括引入环境技术验证制度,重视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为环保新产品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稳定市场需求,为环保技术转化中介机构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完善和拓宽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降低环保企业经营风险。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数据信息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驱动因素,是有效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发挥其治理效果的先决条件。基于2008—2017年120个城市的PITI指数,采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正处于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沿海-内陆”梯度递减特征。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俱乐部”分布格局,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区域间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投入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企业绩效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舆论和环保监督压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增效应;较差的空气质量和较高的工业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提高外资引入和环保执法力度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沿海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资源型城市则较低。④环境信息公开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叠加效应、同群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应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提高公众互动参与和监督,强化环保指导帮扶和监管执法,构建环境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拟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模可以充分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从而对环境约束下的城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预测。在分析了苏州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苏州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围绕三产固定资产比重、三产劳动力比重、万元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投资比重等调控参数设计了3种发展模式,得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最优方案。通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提出苏州市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增大环保投资,同时控制单位产值污染物的排放。必须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才能实现苏州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内涵、国际做法和国内相关实践探索经验,我国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涉及生产和消费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四个重点产业是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和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及无害化处置产业。循环经济区域发展模式是在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和生态系统支撑下的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的有机组合和共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基础设施体系也是应用循环经济原理的重要领域。以资源能源离效和环境影响最小为特征。在目前的实践中。我国出现了三种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而引发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模式：东部发达地区的自发转型模式、辽宁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模式和西部地区典型的跨越发展转型模式。     

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

环保行政体制结构是环保行政组织系统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环保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方式。我国长期以来的环保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关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强化,环保行政体制的结构较少得到关注。对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得到强化的前提下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依然面临执法监督难、部门协调难等问难题的深层体制原因。本文首先根据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提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的矩阵结构模式,这一矩阵结构在纵向上存在双权威系统,横向上协调关系较为薄弱,从而造成环保监管权威弱化。其次,基于对我国地方环保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的调查,指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出的了若干变化。最后,结合我国"十二五"时期落实国家环保意志的基本要求,提出改善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在基层改善体制结构中的双权威系统,并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突破点,探索环境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的优化途径。     

条块并存的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

环保技术的扩散程度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最终效果,而环保技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准公共品,其扩散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我国长期推行的条块并存的双向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存在着怎样的影响?下一步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应如何调整?基于此,文章从条块并存双向分权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提出了理论假说,同时选取中国30个省级地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稳健性进行了参数检验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代表"条领导"的环境纵向分权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倒U形结构,合理划分的环境纵向分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同时,代表"块领导"的环境横向分权对两种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U形结构。要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需要地方政府对环境横向分权进行统筹,强化省以下区域环保的横向分权,这也从理论上支持了中央2016年推行省以下环保监督部门垂直管理的合理性。不同环保技术的扩散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技术类型、投资开放度、出口依存度、城镇化以及市场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环保技术的扩散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论我国环保督查制度的完善

2006年,我国正式组建了几大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进一步充实了环境行政管理中的监督环节,使国家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5年多来,区域环保督查工作在促进地方执行国家环境法规政策、推动解决跨区域环境问题、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同时,当前环保督查制度的也具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包括提升区域督查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加强督查机构的督促职能、进一步明确督查对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