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交通运输碳排放特征与问题解析

交通运输作为能源消耗重点领域,其二氧化碳排放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日益增大。针对昆明交通发展现状,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清单指南,研究和修正昆明本地碳排放系数,估算昆明交通领域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现状。目前,昆明交通运输存在问题是:交通运输以公路方式为主;交通能源消耗结构单一,碳排放以公路机动车为主;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人均碳排放量稳定增长;交通管理和保障系统不健全,现代交通意识薄弱。通过首次开展的昆明交通运输碳排放调查,将为昆明低碳交通、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及合理化建议。     

基于个体消费行为的家庭碳排放研究

以"南京1000家庭碳排放"调查的家庭活动数据为基础,运用国外新范式"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LA)探讨了家庭消费活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研究了碳排放与家庭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系数。分析得出:①户均年家庭碳排放量3705.76 kg;②人均家庭碳排放约占总碳排放量的29.27%;③家庭用电碳排放量几乎占家庭碳排放总量的一半,生活垃圾碳排放比例位居其次占了将近1/4;④户均碳排放量随月际变化波动较大,在7月份为峰值,10月份为谷值,差值为181.10 kg;⑤家庭能耗、生活垃圾、交通出行碳排放比例为64∶24∶12;⑥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中的显著性因子;⑦常住人口增加一个、住宅面积多一个平方米、交通工具每提高一个层次,户均年碳排放量分别增加397.84 kg、8.54 kg、551.21 kg。家庭碳排放定量化研究为公众提供了有效减少碳排放的途径,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特大型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与减排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现有城市交通碳排放测算方法的比较分析,以上海市为例,采用IPCC"自下而上"法对特大型城市客运交通CO2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轨道交通是碳排放效率最高的客运方式,出租车最低;客运交通CO2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且碳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近年客运交通CO2排放增量主要来自私人载客汽车,同时公务交通在客运交通碳排放中始终占较大比重。由此本文认为,控制客运交通碳排放的关键在于对以私人载客汽车和单位载客汽车为主的个体交通的管理和控制,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结构。在此基础上,为了将控制碳排放纳入到城市交通政策目标中去,本文就主要城市交通政策对客运交通碳排放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以往的交通供给、需求管理政策对于抑制客运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有限;而就目前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言,也不利于降低居民出行的碳排放水平。文章最后分别从交通供给、需求管理以及城市空间角度给出了控制客运交通碳排放的对策。     

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进展与启示

采用克氏文献综述五步法,从碳排放概念、测算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概念内涵可指CO_2-e的排放,也可特指CO_2;②旅游交通碳排放的测算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思路,具体的测算方法一般采用碳排放指数法;③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认识研究、测算及特征研究、碳减排研究三个方面。文章认为,旅游交通碳排放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性:比重大、测算难度高、跨区域性明显以及涉及部门多。然而,以往研究中仍存在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各类交通方式的碳排放系数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我国交通统计数据不能直接用于区域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研究。鉴于此,结合旅游交通与交通碳排放的宏观研究视角与内容。认为未来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加强:研究方法上,应加强对各国家、区域的标准化数据的研究,如碳排放系数;研究尺度上,应凸显不同空间尺度对象研究中的尺度效应,包括国家尺度、市级尺度、景区尺度等;研究内容上,应完善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系统研究,丰富相关研究内容,在碳源选择、测算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区域碳减排责任分配、碳减排措施、游客交通体验与行为、减排政策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西北寒旱区农牧民生活碳排放评估

围绕碳排放权开展的气候谈判愈来愈关注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一方面由于受制于其薄弱的社会经济水平,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在气候变化实践中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则因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行动而造成的贫困人口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然而,对这些地区和人口的排放权判断主要基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宏观数据的分析,其结果掩盖了国家和地区内部不同社会经济水平下的人口排放差异,不能准确揭示贫困人口和脆弱群体的低碳排放事实。本文基于国际碳排放评估对人口生活排放的需求,结合IPCC参考方法,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构建了人口生活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并用于对甘肃、青海和宁夏干旱-高寒地区农牧民生活碳排放的样本调查和分析。评估表明,中国西北干旱—高寒区人口生活碳排放仅为1.85tCO2/人,其中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碳排放量达到87.25%。研究发现,生活在更冷(海拔更高)区域内的人口生活排放量更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人口生活排放量也随之上升;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家庭的人均碳排放量就会越低。     

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年均增长3.10%,是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化年均增长率(1.75%)的近2倍。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增长至35年前的6.2倍,人均碳排放增长至35年前的4.4倍。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高碳排放,增长速率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这预示着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高碳排放压力。如何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城镇化过程中导致高碳排放的各因素归纳为经济、政治两项因素,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建筑、交通、地方政府等导致高碳排放结果的行为加以区分。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高碳排放、建筑面积扩张与其使用效率的背离、交通出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力增加,城市低密度扩张以及其背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与地方财税制度的弊端,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呈现高碳发展状态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非低碳、非持续是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的。中长期的低碳转型只有把经济手段和制度调整结合,低碳发展理念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中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特征分析

进入21世纪,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多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对居民生活领域碳排放控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LMDI模型计算并分析了2000-2015年间我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中,消费碳排放强度因素、消费水平因素、经济水平因素具有同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消费结构因素、城乡消费比重因素、城乡结构因素具有反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2)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乡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考虑到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技术趋于稳定,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及总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3)从生活消费特点上对比,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更有利于碳减排的生活消费结构,这一点由消费结构因素、城乡结构因素的对比得以印证,但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值仍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进程将显著推动全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本文研究可为精细化控制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武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与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以2010—2015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和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模型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三次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六个方面对武汉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是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8.7%和198.52%;能耗强度降低、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是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99.14%、-24.22%和-14.13%。经分析发现,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过2012-2013年间出现的碳排放效应促进-抑制转折点后将逐步成为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能耗强度控制力度是武汉市现阶段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点方向。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出行交通碳排放特征与影响机理

随着能源问题及全球变化关注,城市居民出行交通碳排放研究已成为多学科关注焦点。选择南京、宁波和常州作为长三角典型城市,基于典型居住小区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的城市居民出行基础数据,估算与分析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特征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长三角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出行交通碳排放约1 1219 kg CO2/人,日常通勤和远距离出行碳排放量之比为75[DK]∶25;城市居民日常通勤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交通方式、出行距离、家庭年收入、年龄和性别;远距离出行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出行距离、交通方式和家庭年收入。建议采用差别化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杠杆有效调控家庭小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鼓励小排量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消费,兼顾汽车产业发展、家庭小汽车刚性需求与节能减排需求之间的博弈平衡;优化城市功能格局,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网络;加强节能减排与低碳意识宣传,鼓励与引导公共交通出行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1996年以来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各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存在差异。本文探讨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各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影响规律。根据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率增加效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增加对区域生活直接用能总量变化、各类型能源品种变化的贡献及边际贡献。结果发现:1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贡献分别为4.2%,20.6%,4.1%,-0.01%,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中部居民直接用能的拉动作用明显;2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各区域间生活直接用能贡献差别不大,其中,对东部区域增量贡献最小;3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煤炭消费有增量贡献;东、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油品消费增量的贡献是西部区域的3-4倍;东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电力消费增量的贡献接近0;4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油品消费增量贡献分别是中西部区域的1.9和2.3倍;对天然气和热力消费增量贡献的情况类似,均是西部区域最高,是东部和中部1.4-2.6倍。研究结论对城镇化进程下开展区域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具有指导意义。     

国际贸易、碳泄漏与制造业CO_2排放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拉动,但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碳排放总量也在迅速增长。本文根据中国1996-2010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27个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并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低碳制造业和高碳制造业,对其碳排放趋势进行了分行业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FGLS回归方法验证制造业碳排放EKC的存在性并在模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检验,然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考察碳泄漏问题。所得结论如下: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无论是人均碳排放还是总的碳排放均符合EKC曲线,而高碳制造业却存在着线性关系;贸易减少了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但却增加了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总体来说贸易量的增加对于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和总碳排量的影响是有利的;在碳泄漏问题上,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不存在碳泄漏的问题,而高碳制造业则相反,但整体上"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结论在我国不成立,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中国不需要因为减少CO2排放而去限制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但是制造业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对原有的旧设备进行升级和改造,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针对制造业中高碳制造业的高排放强度,我国应努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达到减排的效果。     

小康社会目标下的居民生活能源需求预测

从居民的基本需求着手,运用混合能源投入产出模型,预测我国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条件下,由居民最终消费引起的能源直接和间接需求。结果表明,2020年我国由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所产生的一次能源总需求将在2002年的基础上增加14.2亿t标煤;其中间接需求占86%。从能源需求结构来看,煤炭的增长速度最低,但仍然占一次能源60%以上;石油和一次电力需求增长较快,石油需求全部来自于经济系统的中间消耗,而电力需求中40%来自于直接生活能源消费。在能源效率和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这意味着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至少达到29.40亿t标煤,排放二氧化碳约66.55亿t。上述结果仅考虑了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如果考虑累计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值会更高。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的消费行为,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必然要求。     

天津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研究:基于LMDI-Attribution分析方法

引入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其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从细分行业角度对2000-2012年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变化进行研究,首先对碳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其后,基于三个分解因素在2000-2006年和2006-2012年两个时间段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效应,对其作归因分析,量化36个细分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从2000-2012年累计下降了66.87%,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是其下降的主导因素,累计影响值分别为-44.53%和-47.39%,排放因子对其下降起抑制作用,累计影响值为15.39%;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依赖于高耗能行业产值占比的变化,化工行业和黑色金属行业产值的占比越高,产业结构的减排效应越差,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黑色金属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能源强度效应变化的主导行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黑色金属行业的负值贡献在2006-2012年相对前七年增大了2.56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最大的正值贡献行业转为第二大负值贡献行业,使得2006-2012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拉低影响相对前七年增大了近1倍;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在2006年之后呈现减弱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十一五"期间化工行业能源结构优化与能源再利用体系的建立,有效抑制了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的拉升作用。综上可见,黑色金属行业、化工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天津市碳排放强度分解因素变化的主要贡献行业,以这些高耗能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行业特点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严格控制其粗放型发展、鼓励新技术研发、循环利用资源及优化用能结构等措施,针对性的制定节能减排办法,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基于三部门划分的能源碳排放总量目标地区分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巴黎协定》确立2℃控温目标后,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碳排放总量控制亟待开展。由于中国各省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将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合理分解至各省,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目前碳排放目标地区分解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谋求建立基于发电、产业、生活三部门划分的碳排放总量核算和目标分解方法。该方法体系首先确定国家各部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其次计算当前省级部门碳排放和包含权利、责任、能力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得分,最后通过目标分解模型并根据各省在部门中的排放比例对部门碳排放总量按指标得分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应用该方法对"十三五"排放目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碳排放目标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非化石能源供应比例或电力净输出比例较大地区的发电部门总量增幅较大,产业结构相对合理或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地区的产业部门总量增幅较大,终端能源结构较优或人口增长较快地区的生活部门总量增幅较大。通过本研究结果和现行省级碳强度下降目标比较、调整分解模型参数等分析,发现本研究的分解结果为发达地区分配更多排放空间,当收紧国家总量目标或降低现状排放比例对分解过程的重要程度,具有高碳特征的省份总量增幅压减甚至负增长越来越明显。该分解方法有助于地区准确了解各部门排放情况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碳减排政策,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均衡发展,可为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和目标分解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

可持续消费研究是产业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本研究首先采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Hybrid LCA)核算 1997、2002和2007三年的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发现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18.01亿吨.城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达到总量的76.44%.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五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排放强度因子是"减缓"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力量,而人均消费水平因子是推动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同时,发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对碳排量的增加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未来应该通过持续降低能耗强度和加快研发低碳能源技术,来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另外,要充分挖掘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减排潜力,引导消费结构,提倡适度消费,促进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