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究工业生态效率对于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不断上升,绝对差异增加,而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在工业生态效率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对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工业结构不利于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本地城镇化的提升不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而本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对提升工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格局特征及溢出效应研究

从空间效应视角下分析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基于2003～ 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综合应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格局特征进行刻画和识别,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呈现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现持续扩大化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并非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格局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3)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会带动邻近城市土地开发强度.(4)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第二产业、城市交通和房地产投资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第二产业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城市交通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据此,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需要考虑城际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城际之间合作联动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

探索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熵值法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支撑力3方面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采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存在下游>总体>中游>上游的特征,区域差异则存在下游>上游>总体>中游的空间异质性,且差异的主要来源于上、中、下游的地区内部差异。(2)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逐级递增的空间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3)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影响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均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是在工业集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政府干预诸多因素交互叠加、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为实现长...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基于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考虑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是促进城市群协同减排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碳中和的有力抓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构建兼具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网络关联关系数、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呈增长趋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不断下降,且网络等级度在2010年后始终为0,表明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日益稠密、网络通达性较强,存在多重叠加的溢出渠道,但等级结构并不森严。基于碳汇潜力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从“双核化”向“多极化、多线程”网络形态发展,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不断增强。此外,以抚州、宜昌、鹰潭、上饶和吉安等为代表的高碳生态承载力地区,在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受益关联性大于溢出关联性。(2)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四大板块,相较于板块内部成员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板块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更为明显,即板块间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较为普遍。净溢出板块主要分布在武汉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和长...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提升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三阶段变化过程。全局Moran’s I指数大于0,正向相关性显著,溢出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2)空间演化上,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集聚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存量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效率较高。外围城市囿于土地政策不完善和城市格局的约束,效率亟需提升。(3)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率变化,且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与产业活动集聚具有涟漪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扩散,促进本城市和相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规模,对土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只有盘活城市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空间效应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从空间效应视角下分析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可以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新参考。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3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其偏分分解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持续扩大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高值集聚、低值塌陷、低值集聚和高值凸起四种类型,数量上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并且存在"低者恒低、高者恒高"的空间格局特征。(3)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会驱动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这打破了传统计量研究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只有将空间效应纳入城市土地城镇化的计量回归模型之中,才能合理解释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4)经济发展、第二产业和土地财政对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土地财政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据此,管控城市土地城镇化不可"孤城而为",需要综合考虑邻近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发挥城际之间在推进土地城镇化理性发展中的合作联动治理作用。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研究

提升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程度,对于实现该区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95～2015年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显著,网络密度呈现倒"U"型,网络等级逐年下降,网络效率呈现"U"型;(2)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在网络中呈现"中心-边缘"的特征,武汉市的点度中心度最高,在网络中属于中心城市,而其它城市属于边缘城市;(3)板块一(武汉、孝感、天门)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二(潜江、咸宁)属于"净受益"板块,板块三(仙桃、黄冈)属于"净溢出"板块,板块四(黄石、鄂州)属于"经纪人"板块。鉴于此,从多途径构建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通道"、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和推动城市分工协作等3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程度的政策建议。     

城市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效率: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的影响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得益于要素资源的有效集聚,部分城市成为新的枢纽城市或者标杆城市,城市间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研究城市竞争如何影响生态效率提升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1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测度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研究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主要发现有:(1)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对本市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低位促进,高位抑制,且分别以"破罐子破摔"效应和"污染天堂"效应最突出。(2)邻近阈值为750 km时,经济增长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分别降低14.5%和提高9.7%。而环境规制低位吸力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提高4.5%。(3)分组比较发现,各组城市经济增长竞争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仍表现为"破罐子破摔"效应。(4)与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非重点城市相比,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更易受到环境规制更宽松的邻近城市影响,呈现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实证发现暗示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积极引导城市间的良性竞争;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正、负向空间溢出,生态效率增长极地区应积极发挥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不同城市类型采取差别化约束机制,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以快速有效地提升城市生态效率,实现区域绿色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运用空间自相关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及关联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丰富和发展城市群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用地价格普遍偏低,商住地价价格较高,符合城市间土地级差收益规律,但商住倒挂现象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工业地价从浙东南向苏北呈梯度递减,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表现为低值空间集聚;居住地价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一、二线城市为高值集聚,商服地价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城市等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住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明显,商服地价主要受到社会消费品总额、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和公共财政支出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时空演变及短板分析

从推动城市转型的政府、企业、产业、居民这四大主体出发,构建城市绿色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模型对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绿色转型能力进行测度,运用区域不平衡指数、动态变动指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的时空演化、集聚变化及能力短板。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整体平稳增长,但增幅较缓,能力均值排名为“长三角>黔中>长江中游>成渝>滇中城市群”,区域不平衡指数呈“增长-下降-增长”的“N”型波动趋势,整体动态变动程度不高,动态变动指数较高的城市多位于中西部城市群,城市绿色转型能力存在空间聚集现象,但空间聚集性在2020年有所下降;(2)企业-产业是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的主要短板模式,企业的绿色转型能力是各城市群绿色转型能力提升的首要短板,产业的绿色转型能力是长江中游、成渝、黔中、滇中城市群的第二短板,而政府及居民的绿色转型能力对长三角城市群整体能力的影响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