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讨城市空间“三生”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城市空间优化、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以“三生”理论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方法,研究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倒“U”型逐步趋于波动平稳发展的态势;(2)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东高西低”的格局,高值主要集中在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并且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围梯度递减;(3)影响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治理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优势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空间优化、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长江经济带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

探索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熵值法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支撑力3方面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采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多维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存在下游>总体>中游>上游的特征,区域差异则存在下游>上游>总体>中游的空间异质性,且差异的主要来源于上、中、下游的地区内部差异。(2)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逐级递增的空间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3)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影响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均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是在工业集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政府干预诸多因素交互叠加、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为实现长...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动能、新挑战与新路径

打造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样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对于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域发展转型的传统动能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从内生性、外源性和激励性三方面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既为实现向高水平、强协调升级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更需直面地区发展分化与要素流动固化、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以及跨区域和跨板块协调体制机制创新等新的现实挑战。基于此,应按照“五协五共”的新路径,通过园区设施共建、产业发展协作;空间布局协接、发展机会共享;权利责任共担、生态保护协同;主体利益协商、体制机制共谋;强化区域共同体意识,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更高水平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分析

为探究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研究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适宜大区域、多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从时空两个纬度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环境总体耦合协调性较好,在15年间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但是其耦合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优于西部,省会城市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还指出,在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石。由此,提出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共同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性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与协调性的研究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识产权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知识产权区域布局更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该文构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空间自相关、象限法以及耦合协调度等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及空间演化,并与经济发展进行耦合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知识产权资源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布局特征;东部的长三角地区是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好同时较为均衡的区域;整体上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多数城市的知识产权布局仍略为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创新驱动仍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和分布动态演进

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重要区域,探究其高质量发展时空特征对于促进全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包含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然后采用GIS可视化、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空间马尔科夫链对其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区域差距以及动态演进趋势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高水平集聚分布格局由下游地区演变为中、下游地区;(2)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明显,其中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中游-下游地区间差距最大,区域间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交叉重叠现象始终是研究期内区域差距的主要来源;(3)除上游地区外,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下游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且极化现象在各区域内部稳定存在;(4)地理背景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高(低)水平邻域会提高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状态向上(下)转移的概率。研究认为,促进低水平城市发展和发挥高水平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施策重...     

资源短缺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

资源短缺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城市发展的速度及方式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对短缺资源的集约使用,文章分析了城市短缺资源的若干属性及其相应的制约化要求,并以长江三解洲为具体分析案例,探讨了资源短缺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各方面抉择,对中国城市、区域发展,城乡协调具有普遍性意义。城市发展的短缺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广需性、地区性、派生性、组合作用的复杂性等特征。在资源短缺的现实背景中,长江三解洲的城市发展速度、发展方向都应考虑与短缺资源的永续使用相匹配;城市化应在考虑地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组合特征中,寻求切合实际的道路;在城市与区域空间发展形态上必须针对环境超负荷的现实,选择城镇群体空间开敞而个体空间相对紧凑的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关系分析

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两种夜间灯光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校正,测度长时间序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时空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998～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稳步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升级到拮抗阶段。在区域差异上,耦合协调水平总体空间差异处于“趋同-分异-趋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于区域间差异,而区域间差异主要来自上下游之间差异;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各省市呈现出多极分化趋势。通过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发现,富裕程度、创新投入、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本地耦合协调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本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人口规模通过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推动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基尼系数、引力模型等，测算2010~2017年省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维“旅游+”复合系统协同程度，并构建“经济带-流域-省域”多尺度分析框架，解析其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各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均表现为东北相对优势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科技创新均衡化相对滞后于其他三者；（2）协同度整体呈缓慢提升态势，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分布，且格局较为稳定；与下游相比，中上游协同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平均存在2~3年“时滞”；（3）长江经济带协同程度的区域差异渐趋缓和，按下中上游划分，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流域间的交错程度较高；（4）空间上逐渐形成“以江浙沪为核心，川渝为次核心”的双轮驱动发展网络结构，逐步牵引中上游协同水平提升。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与前景

城市协同发展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Zipf规模位序等定量方法,对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总体东高西低呈橄榄型分布,且城市等级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等4个分领域相辅相成,存在正相关关系;三大城市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引领和支撑能力作用明显。最后,提出应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四链融合、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等对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

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发展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无疑是实现这一重大目标的必由之路。在“双碳”约束趋紧和金融业“脱实向虚”倾向依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提升碳排放效率、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的客观需要。而各区域碳排放效率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的现状,使得实现区域间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效协同已刻不容缓。该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测算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而全面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已基本稳定在中级协调等级,其向优质协调等级迈进的关键是提升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在考察期末升至良好协调等级,西部和中部地区均稳定在中级协调等级,东北地区主要处于初级协调等级。(2)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对空间差异的贡献率相对较小。(3)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多极分化现象,西部和东北地区...     

西南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关系

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是开展土地扶贫的有益探索,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8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及空间格局特征,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①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脱贫发展指数提升较快,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土地利用多功能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特征,脱贫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逐渐降低,且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②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提升明显,耦合度从以低度耦合、中度耦合为主提升为以中度耦合、较高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度从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为主;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强,呈现从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布局特征,局部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③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水平逐渐提升。④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包括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和同步型3种类型,其中同步型是研究区的主要类型,从2014年的同步滞后型提升为2018年的同步协调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增长趋势;多维贫困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减少趋势。最后,根据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