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株洲段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评价湘江株洲段水环境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风险,本研究以2008年的湘江株洲段水质监测资料为基础,运用美国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湘江株洲段水环境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监测结果表明:湘江株洲段水质总体良好,各项指标均未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标准。由健康风险评价结果可知,湘江株洲段化学致癌物质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按大小排列为As>Cr6+>Cd;非致癌物质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按大小排列为Pb>NH3-N>Cu>Hg>CN>挥发酚;化学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远超过非致癌物质;湘江株洲段各监测断面均存在较严重的健康风险,尤其是与衡阳交界的朱亭断面。     

大连市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利用美国环保署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大连市近5a的生活饮用水环境进行评价,探究水体中所含物质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以国际辐射委员会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为参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内的水中化学致癌物主要是Cr＋6,致癌风险超过了国际辐射委员会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0×10-5/a;非致癌物中只有氟化物风险超标;致癌物的风险大于非致癌物的风险。根据评价结果可知在水质治理过程中,应优先治理致癌物Cr＋6。     

第二松花江干流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利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选取1995-2004年水质监测数据,对第二松花江干流10个断面由饮水途径引起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二松干流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化学致癌物Cr(VI);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远远超过非致癌物的个人年风险;1995-2004年有毒有害物质健康总风险超标的断面健康风险值普遍呈现减小的趋势,但2004年仍然有6个断面健康风险超标,主要原因是水体中Cr(VI)和As的浓度过高,因此对排入二松干流的含Cr(VI)和As废水进行控制和治理是降低水环境健康风险的有效途径。     

湘江湘潭段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

依据2001—2005年的水质监测资料,应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湘江湘潭段水环境主要污染物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 结果表明:在所监测的指标中,pH,ρ(Cr6+),ρ(Cu)和ρ(Zn)等未超标(GB3838-2002);ρ(DO),ρ(Pb),ρ(CN),ρ(COD_Mn)和ρ(BOD₅)等偶尔超标;ρ(Hg),ρ(Cd),ρ(As),ρ(挥发酚),ρ(NH₃-N)和粪(总)大肠菌群等经常超标. 历年来化学致癌物As的个人年风险值均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而Cd和Cr6+的个人年风险值均低于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非致癌物的个人年风险顺序为Pb>NH₃-N>Hg>CN>挥发酚,这5种污染物的健康危害年风险值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污染物健康风险比较表明,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值远超过非致癌物的危害,应作为风险决策管理的重点对象.      

新民市柳河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评价新民柳河水源地的供水安全,在简要介绍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建立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柳河水源地地面水基因毒物质为优先控制污染物;而地下水应着力控制躯体毒物质;(2)对于基因毒物质,监测断面优先控制污染物为As和Cr;而对于躯体毒物质,所有监测断面的优先控制污染物均为氨;(3)在所有监测断面中,柳河上断面等六处有毒污染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总风险数量级为10-5～10-4.在日后的管理过程中,应对这六处加大治理力度;(4)目前环境健康风险评价还没有包括在常规环境评价工作中,建议在今后的评价工作中应该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提高供水安全.     

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健康风险不确定性评价

采用区间浓度表示水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不确定性,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建立模糊化的风险评价标准,针对两大受众人群成人和儿童,选取As、Cd、Cr~(6+)、Fe、Cu、Pb、NH_3、Hg、氰化物、挥发酚为评价因子,分别对2014-2015年汉江中下游8个采样断面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汉江中下游在调水前后,短期内的水环境风险级别均属于较低级别,年际变化不大。在健康风险评价中,儿童个人风险显著高于成人个人风险,下游风险显著高于上游风险。     

煤岩重金属浸出特性及其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以抚顺西露天矿煤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液固比、pH、温度和浸出时间对As、Cr、Cu、Hg、Zn等重金属浸出的影响,预测了矿物浸出的重金属元素对地表水的污染程度,评价了对重金属浸出液的水环境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在单因素试验条件下,浸出量与液固比呈正比,Cu和Hg在液固比为10 mL/g时可达最大浸出值;pH呈弱酸及中性时...     

长江武汉段水质重金属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对长江武汉段水质中19种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连续3年(2009-2011年)调查研究,并应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流域内的水体经饮水途径、皮肤接触途径造成的健康风险进行计算和评价。结果表明:非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水平小于10-8a-1,因此可忽略由非致癌物所致的个人年风险。化学致癌物质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砷>镉,且化学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年总风险在1.41×10-5~2.42×10-5a-1之间,远大于非致癌物,但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推荐值(5×10-5a-1和1×10-4a-1)。此外,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要远大于通过皮肤接触途径所致的风险。     

三峡库区水环境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三峡库区水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风险,在介绍健康风险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根据三峡库区水质监测资料对水源水主要持久性有机物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污染进行健康风险评价. 结果表明,在所评价断面中,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寸滩断面污染较严重,健康危害的风险相对较大. 水源水6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为2.79×10-10～4.44×10-13 a-1,按年风险大小依次为DEHP＞DBP＞Pyr＞NA＞FLA＞DEP;有机污染物对健康危害的年总风险仅为3.70×10-10 a-1,远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0×10-5 a-1). 三峡库区水体中6种POPs污染所致的健康危害年风险度目前还处于很低水平,但应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长江经济带矿山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研究长江经济带矿山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修复和绿色矿山建设的重要前提.通过搜集2006～2020年间长江经济带矿山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关研究,并对搜集文献采样数据运用地累积指数法、克里金插值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法对重金属的污染状况、分布规律和健康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矿山土壤中Pb、 Cd、 Cr、 Hg、 As、 Zn、 Ni和Cu含量平均值超我国长江经济带土壤背景值,Cd和Hg累积程度显著;污染评价结果显示8种重金属污染程度大小为：Cd>Hg>Pb>Zn>Cu>As>Ni>Cr, Cd和Hg污染程度最高,存在超60%的样本点处于中污染以上;污染评价显示锡矿和铅锌矿土壤污染较其他矿种明显突出;健康风险评估显示经口摄入为非致癌和致癌风险的主要摄入途径,总非致癌和致癌风险指数均处于不可接受范围内,且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各省市矿山土壤的非致癌和致癌风险明显高于下游.     

“引江济太”过程中塑化剂类污染物的输入特征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引江济太"过程中塑化剂类污染物对贡湖的输入特征,于2013年8月对14个采样点的7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PAEs)的浓度进行采样分析,并通过美国环保署(USEPA)推荐的方法,对其环境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各采样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DCHP)均有检出,除采样点10、11和12外,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也有检出,其余4种均未检出,长江引水经望虞河进入贡湖后,DEP、DBP和DCHP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其最高浓度均出现在望虞河长江引水处(采样点1),说明在引水过程中长江水对望虞河有明显的PAEs输入,而贡湖锡东水厂DEP浓度高于贡湖其他采样点,南泉水厂DBP和DCHP浓度高于贡湖其他采样点,金墅湾水厂PAEs浓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DEP的最大非致癌风险值为3.91×10-8a~(-1),未超过国际组织规定范围,而DBP的最大非致癌风险值为1.17×10-5a~(-1),超过英国皇家协会RS规定的1×10-6a~(-1),但均对人体无明显非致癌危害.     

长江表层土壤多氯联苯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

采用气质联用仪（GC-MS）对长江流域13个干流断面及18个支流断面处沿岸表层土壤样品中的多氯联苯（PCBs）进行测定,分析其残留特征、污染来源和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长江流域表层土中ΣPCBs的含量范围为：1.05~50.11ng/g dw,平均值为5.71ng/g dw,含量处于较低污染水平.干流的PCBs含量从上游到下游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且PCBs在宜昌、岳阳、武汉、重庆等二三线城市总含量较高.PCB 17,PCB 18,PCB 44,PCB 74,PCB 87的检出率较高,三氯联苯、四氯联苯是主要的同系物,表明长江流域表层土壤主要以低氯联苯污染为主.主成分分析表明研究区域PCBs主要来自于1号国产变压器油、Aorclor 1242、1248、大气沉降及地表径流的混合污染源;对长江流域表层土壤健康风险评价表明,PCBs存在较小健康风险,呼吸摄入潜在风险低于经口摄入及皮肤接触.     

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安全主要问题、形势与对策

为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科学认识,围绕长江水生态环境安全的主要问题及形势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安全保障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在水环境质量方面,磷污染成为制约水质改善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源排放量占比高,但工业源入河对水体的影响更直接,水库群运行带来的水沙条件变化对磷污染沿程演变有明显影响;在水生态健康方面,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湖库富营养化格局发生改变、湿地生态功能退化问题突出;在水环境风险方面,化工围江、航运污染风险引起广泛关注.当前长江流域面临着源头区水资源战略储备减少、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压力仍较大、水环境质量仍存问题隐患、水生态系统退化态势未得到根本遏制等复杂且严峻的形势,未来长江水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仍有诸多挑战.建议统筹长江全流域“一盘棋”,推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强化磷污染点面源综合管控,着力提升水生态健康水平,同时加快水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创新有效供给.      

长江流域岸边土中OCPs的残留特征、来源及风险评价

选取长江流域干流及支流周围的土壤作为研究介质,分析表层土壤中13种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用同分异构体比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解析其来源,并对土壤中的OCPs进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长江流域表层土壤中∑₁₃OCPs的含量范围为8.94~77.79ng/g,平均含量是24.55ng/g,主要成分是六HCHs和DDTs.OCPs的含量水平表现为上游与下游相近,且二者均小于中游,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土壤中的HCHs主要来自于林丹的历史残留;DDTs主要来自于三氯杀螨醇的近期输入和工业DDTs的非法使用.健康风险评价表明,中游地区的风险高于上游及下游地区,特别是在城陵矶、南嘴和湘阴3个地区,土壤中OCPs对儿童的致癌风险Risk_综合处于10^-6~10^-4,存在一定的致癌风险.     

长江大保护下健康长江指数研究——以泰州市为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地位提到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时代新基调.在此背景下,长江的开发与保护行动模式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样板.根据此背景要求明确长江健康的内涵,并对其健康状况、存在问题进行评估分析十分必要,也是流域规划管理的重要支撑和行动方向.本文基于长江大保...     

长江南京段水源水中抗生素的赋存特征与风险评估

利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SPE-HPLC-MS/MS)分析了长江南京段水源水中抗生素的赋存特征.结果表明,16个采样点累计质量浓度范围为13. 37～780. 5 ng·L~(-1),平均值为92. 95 ng·L~(-1),共检出4种磺胺类、3种氟喹诺酮类、1种四环素类、5种大环内酯类和1种氯霉素类抗生素,平均质量浓度为0. 14～49. 91 ng·L~(-1),其中恩诺沙星(ERX)和克拉霉素(CLR)的检出率为100%,克林霉素(CLI)检出质量浓度最高(739. 44 ng·L~(-1)).与国内部分河流、湖泊相比,长江南京段水体中的抗生素浓度处于较低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点位S2具有最大的联合风险熵值(0. 31),磺胺甲恶唑(SMX)、强力霉素(DOX)和罗红霉素(ROX)的环境风险熵值具有低等风险水平; 9种抗生素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风险指数HQ在2. 22×10-6和4. 86×10-3之间,同时CLI和DOX为主要的潜在健康风险因素.     

长江水系武汉段典型有机氯农药的生态风险评价

通过采集并测定长江水系武汉段30个不同样点水样中3种典型有机氯农药(OCPs)(p,p'-DDT、艾氏剂、γ-HCH)的浓度,依据OCPs对44～68种水生生物的无可见效应浓度(NOEC),分别应用商值法、概率密度函数重叠面积和联合概率曲线3种风险评价方法对长江水系武汉段p,p'-DDT、γ-HCH、艾氏剂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3种风险评价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长江水系武汉段3种OCPs残留均存在一定的生态风险.其中,p,p'-DDT的生态风险最大,艾氏剂次之,γ-HCH的生态风险最小此外,对风险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不同方法及评价结果的分析表明,联合概率曲线方法更适合于长江水系武汉段OCPs的风险表征     

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抗生素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

采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SPE-HPLC-MS/MS）,对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抗生素含量及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7个采样点总浓度为0.56~1994.96 ng·L^-1,共检出5种大环内酯类、13种磺胺类、3种四环素类、8种喹诺酮类抗生素,平均浓度为0.30~37.07 ng·L^-1,其中检出浓度最高的抗生素为环丙沙星（CIP）,浓度为317.60 ng·L^-1,检出率最高的抗生素为克林霉素（CLI）,检出率为88.24%.与国内部分河流相比,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水体中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浓度处于较高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点位S7具有最高的联合风险熵值（24.58）,氧氟沙星（OFX）的风险熵值最高,达到13.06;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9种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风险熵Q_H为1.70×10^-3~9.47,强力霉素（DOX）、诺氟沙星（NOR）、恩诺沙星（ERX）、CIP和OFX对大部分年龄段的人体健康具有高水平风险.     

长江干流近岸沉积物重金属的空间分布及风险评估

采集长江干流上、中、下游人口分布密集的主要城市江段、三峡库区等19个监测断面的近岸沉积物样品,分别分析了枯水期和丰水期沉积物样品中砷、汞、铜、铅、镉、锌和锰等重金属含量在长江干流上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枯水期,砷和铅在三峡库区寸滩断面含量最大,铜和汞在入江口含量最大.丰水期,长江干流最上游的两个监测断面汞、砷、铜、铅4种重金属含量均较低;三峡库区砷、铜、铅3种重金属总量均较大,汞含量也较高.依据相平衡分配法和沉积物污染指数法(SPI),选取铜和铅两项参数,对长江干流近岸沉积物质量进行风险评估,结果显示,长江干流19个监测断面近岸沉积物等级均为Ⅰ类,但入江口沉积物污染指数(SPI)值最大.     

长江流域水质评价与预测

依据长江流域水质监测资料,选用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因子pH、DO、高锰酸盐指数、NH3-N,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模型对长江流域进行了定量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影响长江流域水质的主要污染因子是NH3-N和高锰酸盐指数;定量综合评价显示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为Ⅱ类水,但有恶化为Ⅲ类水的趋势。据此,揭示了水质的时空变化规律。根据监测数据和水质报告,采用灰色模型预测了未来10年长江流域各类水质比例,预测表明,Ⅲ类以上可饮用水的比例在逐年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