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环境规制减排效果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1996-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四个领域来刻画环境规制,实证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手段的减排效果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确实因环境规制的手段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未因地方政府的异质性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而行政手段在政府规模较小（地方财力不足）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经济手段在政府规模较大（地方财力雄厚）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     

政府规制视角下我国环境信访成因解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在规制背景上先天不足,在规制手段上后天失调,在规制结构上倾斜失衡,在规制目标上好高骛远,以致在效果上低效、失效与无效,造成了环境信访问题的困局。针对当下环境信访的现状和问题,运用政府规制理论这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和分析工具探讨其成因较有说服力,也更令人信服。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困境还是协调？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保障。本文采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总体规制、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总体规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和工业固体废物规制的研究结果存在同一规律,而光污染规制起抑制作用。总体规制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具体规制的影响各不相同,工业废气规制与总体规制的结果类似,而工业废水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负,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兼容性,环境规制和效率提升并不矛盾。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和实际产业情况。     

环境规制视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及其生态效应述评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日益凸显。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逐步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类型和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交互关系、传导路径和生态效应等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针对现有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之处,提出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污染特征制定针对性环境规制政策,建立科学、客观、统一、可操作的产业结构优化测算方法,开展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动态协调研究等相关建议。     

试论环境产业技术的法律规制

本文对环境产业技术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初步论述，并就此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构想。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环境风险规制的经济成本及次生影响——决策中需要重视的向度

环境风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是市场外部性的表现,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解决.然而环境风险的应对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规制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带来的次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政府和公众都非常关注环境风险,并出台了大量的规制性政策对其进行治理.如何在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合理控制经济成本、尽量减少次生影响是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等关键概念做了辨析,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在我国被忽略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他国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开展了讨论.最后提出在我国针对重大环境规制性政策开展规制影响评估的建议.     

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市场化运营中的政府规制

本文分别从市场准入、价格、服务质量以及风险等方面，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市场化运营中的政府规制进行了具体分析。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公民诉讼的程序规制

赋予公民和环境NGO环境公益诉权,目前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共识。但是,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不能仅仅赋予人们一项权利了事,还应该有完善的程序规则来规制和保障权利的行使。具体来说,应当建立以下程序规则:一是合理界定"诉的利益";二是合理设置起诉的前置程序;三是建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双轨制;四是建立有效的诉讼成本控制机制;五是建立诉讼时效保障机制。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交互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技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加快两者融合发展,构建区域经济环境协调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国内2011—2019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模型,在区域间高新技术企业共聚水平测度基础上,从“被共聚”和“向共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各不相同,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方面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被共聚”水平提升,且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仅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两者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无显著因果关系。本文聚焦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共聚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对我国环境规制主体制度优化的建议

本文从改革的导向点入手,对我国环境规制主体的制度优化问题提出了几点框架性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法律路径——以科学不确定性为视角

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是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常态化问题,面对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将环境健康风险纳入法律之治势在必行。然而,该领域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因素,且该因素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造成了消极影响。若以确定性法律来规范环境健康风险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必定会增加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难度与成本。为此,本文将动态法治与静态诉求相结合,从法律运行角度发现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所涉及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法律路径,以期对化解当前频发的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