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气候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救济路径分析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一直受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确切论证气候变化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对小岛和低地国家带来损害情况下,该议题自提出至今的进展都举步维艰。本文对议题谈判进展及各方立场进行梳理,提出未来谈判和规则的制定应以全球气候正义为价值衡量标准,树立整体观上的气候正义理念。并对气候正义内涵进行具体解读:一是以人权保护为维度,指出保护小岛和低地国家的基本人权是实现气候正义的逻辑前提;二是指出应当基于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传统分析视角,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作为设定权利与义务分配机制时的基础标准;三是气候正义要求一国在行使权利时应遵循领土无害使用原则,负有不污染和破坏他国环境和生态的义务,如违反便可能引发国家责任或惩戒。本文进而以气候正义为价值指引提出三种救济路径:一是国家责任路径,以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或原则为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判断当事国的损害行为或结果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二是国际环境规制路径,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确立的遵约与履约机制下解决问题,利用市场机制和激励手段如基金和保险支持制度来救济或补偿损失与损害;三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路径,主要以磋商、协商、和解、谈判等非强制性方式及国际仲裁、国际司法的法律手段解决气候争端。在救济路径上,应以全球规制路径为主,以国家责任路径为补充,以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为程序性保障。中国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应表明立场,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谈判基础,加强南南合作,履行国际气候承诺,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推进该议题的国际谈判。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路径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为生存而适应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无意识期、启蒙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均出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功能的“失范”,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办社会”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下的凸显“经济人本性”.当前,企韭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公平公正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上下关注.党发出了“科学发展”的号召.科学发展这一制度环境,是对中国企韭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亟待制度化建设保证,即要求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科学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主体多元化.     

中国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有效治理水环境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在全面分析水环境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水环境问题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政府承担治理水环境责任的必要性.进而对现阶段政府承担的水环境治理责任进行研究,归纳出其环境治理责任主要有财政责任、制度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整合责任.然后对水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问题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边界模糊、责任分布以“行政”为主导、责任履行中“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种类中重直接投入轻间接引导.最后,提出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应该在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统一、制度设计、监管与实施合理分离、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按照分类、分项、分级来构建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政府的应然责任框架体系.     

经济学语境下的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分析

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环境侵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司法实践中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经济学视野透视该问题，把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和过失责任归责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了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分别在不同的环境侵权案件中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德国废物管理立法的制度特色与启示

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物排放引起环境退化与污染。资源节约利用和有效的废物管理是循环经济的应有之意。德罾建立了以绿点计划为代表的较为完善的废物回收、循环利用系统。废物再生利用率居世界首位，积累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德国废物管理立法主要有以下制度特色和环境政策蕴涵：“与环境相协调”的环境政策导向，延伸生产者责任，政府与民间社会分工合作的废物管理体制，生产者责任组织的成功运作。立法设定包装物回收、循环利用的目标和时间表，一次性饮料包装的强制性押金制度。     

极限与分配--再论环境法的本位

环境问题是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超出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所造成的后果。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分配，即把有限的环境资源在人类广泛的欲求之间做“相持而长”的分配。这种资源分配不同于收益分配，它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义务。把体现义务精神的分配方法引入环境立法，必然导致环境法由传统的权利本位转变为义务本位。环境法不得不采用资源分配的办法，以义务为本位，这是由环境这种特殊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

传统环境法义务观存在三方面不足: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义务的架构缺失一种对自然的回馈机制.环境回馈义务是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积极地对环境进行投入的行为.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要求必须对环境为一种积极的投入.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生态法域的义务,它旨在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善,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义务的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环境回馈义务的有效履行有利于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对自然回馈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实现人类对自然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是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尊重和回馈.环境回馈义务也是生态正义的要求.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研究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是主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主要体现为清洁生产、能源节约、生态设计、可持续的消费和环境友好的废物管理等方面的义务要求.环境外部性理论和环境法基本原则为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并监督实施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基本法律、政策、标准和要求等.企业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无毒、易降解、资源和能源消耗少、耐用、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环境友好产品设计和生产技术等.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法律赍任是:通过支付价格为产品的环境影响承担经济责任.同时对责任配置的规则、延伸生产者责任的合理性与限度进行了探讨,主张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设计应重视成本收益分析、考虑具体国情,实行强制与经济激励并重.     

负载有度:论环境法的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

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不退化.为达到这一目标,在环境管理中就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标准判断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所在.环境法应当把生态承载力控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预防应当以生态承载力为依据,确保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总量不得超过环境容量,并保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超过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供给能力.这是对执法者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所享有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制约.然而,生态承载力控制原则的实施难度较大,除了需要立法的明文规定外,还应当注重研究、建立生态承载力的核算方法体系;此外,还应当对现行环境执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地方环保部门在环境执法中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当干涉,并积极加强公众参与,通过公众监督杜绝突破生态承载力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的总结,以及对其环境侵权救济功能的探讨,得出结论:社会从矫正的正义观到分配的正义观的转变,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以环境侵权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构建了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者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在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况下,为受害者、企业和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环境侵权救济之路。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

环境恶化已成为攸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弄清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对于破解＂经济增长-环境恶化＂怪圈,寻求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包括“经济增长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在内的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仍未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关于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走势,也为解决环境问题指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再认识

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探究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议题,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单因素争论拓展到文化背景、政府类型和消费观念等多因素论的讨论,在横向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最终形成经典的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社会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IPAT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梳理发现:模型中的因变量环境影响I以及自变量人口数量P、富裕程度A和技术水平T的内涵、完备性以及分析单位的适用性等方面备受争议。为了克服变量的局限,首先通过分解IPAT模型中T变量,进一步拓展模型中可能被忽略的对环境影响的多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不同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同比例线性变化的局限性,将IPAT模型转化为非线性的STIRPAT随机模型,使各变量值随观察值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为了克服研究中忽视个体对环境影响差异性的不足,以"双重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少数特权群体对环境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最后面对分析单位以及分析情景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基于"世界体系论"视角突破特定区域时空以国家间互动关系为分析单位对全球环境退化展开讨论。研究表明,IPAT模型的发展演变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逐渐从悲观的"零和"冲突走向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利于探索更加有效的举措应对全球复杂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环境管理思想与环境科学的协同演进

文章首先分析了环境管理的思想渊源与环境科学的产生;然后分三个阶段对环境管理思想的演变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进行回顾,进而从管理对象、主体和方法三个方面对环境管理思想与环境科学研究的协同演进关系进行反思;最后,文章指出,随着主流环境管理思想的演变,环境科学的发展将走向综合化、人文化、立体化和专业化。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与国家环境法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经常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s,EKC),并将其运用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的解释之中。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本身并不完善。在摒弃了传统计量模型指标后,以国家环境立法和国家环保投资作为目标研究EKC。结果表明,环境改善的重要条件是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以环境法律的形式。     

From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to Advancing the Public Dialog: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for Civic Engagemen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laims of environmental identity campaign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Identity campaigns are based on the idea that more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essages develop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by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experts can favorably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nd thus support legislative action to remedy this issue.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regarding social change and mobilization, I argue that while this approach may offer short term advantages, it is most likely incapable of developing the large scale mobilization necessary to enact the mas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necessary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Specificall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shows that democratic civic engagement is core to successful social change efforts. However, identity campaigns focus on a communications process that centers on elite led one way communications, which falls to allow for any form of civic engagement and public dialogue. This undermines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reinforce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leading to a weakening of the mobilization capacity over this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the outlines of a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at aims at enhancing civic engagement and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radioactiv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re described.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暗示着经济发展最终可以弥补早期造成的环境恶化。实证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研究发现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不会长期分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会重新组合,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N形关系,这就是重组假说。最后总结了EKC存在的问题：计量模型问题,经济分析方法问题。数据和指标问题．贸易问题和其他问题。本文从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总结了EKC的研究现状和进晨。这对弄清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采用可持续的环境政策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