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海造地生态损害评估: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

论文建立了一系列生态-经济模型,用于评估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价值以及被填海域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用所建立的模型对厦门填海造地进行经验估算,得出在厦门每m²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价值为279元,远远高于现行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加上海域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厦门工业用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应该为327.82元/m²,商业用填海造地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应该为相邻土地价格的50%～55%。研究结果可以为制定填海造地规划和控制填海造地的经济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海洋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价值评估研究——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合理评估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研究的一大难题。本研究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其主要目标物种来指示海洋保护区的价值,选取或然价值法,设计调查问卷获取人们对珍稀物种及其环境资源的支付意愿,统计估算出白海豚、文昌鱼和白鹭每年的价值分别为2.629、1.973、2.219亿元。本研究是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建立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奠定了基础。     

海洋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及实践

文章对国内外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于2011年9月对威海、深圳、厦门等3个沿海城市有关海洋生态补偿工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针对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从概念界定、研究内容、补偿标准的确定、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为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科学参考。     

小规模用海生态损害补偿标准——厦门案例研究

海岸带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依赖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但是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频繁的用海活动正在损害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直接威胁海岸带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是解决海洋生态损害问题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建立了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框架和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型,并对厦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该评估框架信息需求量小、成本低且简单易行,针对沿海城市的生态损害补偿与管理方面有良好的示范与推广前景。     

海洋生态补偿概念内涵研究与制度设计

海洋生态补偿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海洋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对当前海洋生态补偿概念界定和制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基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明确界定了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基本构成要素,从具体行为深入探讨了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加以定义。结合海洋管理实践,研究了海洋生态补偿涉及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金、海洋生态损失补偿金、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金、海域使用金等的区别,并提出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     

厦门湾海洋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的摄食风险评价

以厦门湾为研究区域,借鉴相对风险模型评价海洋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可能产生的摄食风险.以4类不同尺寸的海洋塑料垃圾作为风险源、以中华白海豚作为风险受体,利用GIS中的空间分析工具,评价和量化厦门湾摄食性塑料垃圾对该区域中华白海豚的风险及其时空分布.识别高风险的塑料垃圾类型、高风险区域和高风险季节.结果表明：不同尺寸的海洋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构成的潜在生态风险不同,其中小型和中型垃圾的风险较高.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的生态风险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夏季和冬季是风险高值相对集中的季节,夏季的高风险主要是因为受到台风和旅游业等影响造成海洋垃圾源强较高,冬季的高风险则与中华白海豚在此季节最为活跃有关;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于塑料垃圾和中华白海豚密度分布重叠较高的位置,夏季的高风险区域分布于大嶝以及九龙江口的鸡屿附近海域,冬季的高风险区域分布于西海域以南水域和九龙江口的鸡屿附近水域.研究成果可为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政策、法律尚未规定贯通流域—海域的生态补偿制度,分立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无法弥补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基于科学考虑海陆连贯性、创新传统海洋行政管理模式、响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其实质是以海定陆,对各种入海污染物以区域联动方式在各流域加以管制。遵循流域—海域具有的"海陆过渡相"生态规律,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补偿制度;确立制度的构建主体和立法基本原则,明确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解决流域—海域生态补偿制度入法的基本问题。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研究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历程的基础上,根据《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要求,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模式等方面提出构建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框架,认为现阶段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主体以政府为主,应该针对补偿客体建立基于海水质量目标和滨海湿地碳汇目标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补偿标准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进行核算,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和以中央财政引导湾区协同治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实现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并提出了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的对策建议。     

山东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

为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山东省积极完善海洋生态补偿赔偿机制，2010年6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用海补偿原则和责任主体，确定合理的赔偿补偿标准。对在山东省管辖海域内，发生海洋污染事故、     

厦门海岸工程对岸线变迁及海洋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Arcview 3.3软件的支持下,以厦门市1989年、1997年和2007年三个时期的遥感影像图为数据源,研究厦门的海岸变迁;通过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总结围填海面积增长情况,研究表明:1980年以前,厦门的围填海以西海域和同安湾居多,西海域围填海面积达5 605 hm2,同安湾围填海面积2 796 hm2;1980年-1999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982.05 hm2;2000年-2006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762.44 hm2。长期多项海岸工程建设提升了厦门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也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海岸地形地貌改变、纳潮量大量减少、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水质恶化等。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研究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处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和社会价值.通过对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2015年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得到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分类结果,主要由红树林、基围塘、陆域林地和海域等部分组成,其中红树林面积为82.46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2.38%,并总结了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自然资源现状,最后对红树林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对策建议.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国土空间变化遥感监测与评价

为了解人类活动对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利用2000年至2019年的卫星影像数据,分析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近20年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并利用开发干扰指数定量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如下: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近20年土地利用变化明显,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面积下降,而建设用地（城乡居民点、工矿用地）和水域湿地等面积增加。变化面积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7.0%,减少的草地和耕地等主要转为建设用地、水域湿地,主要表现为实验区内盐田和养殖塘面积的增加。2000年以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发干扰指数逐年增大,2005年之前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轻微;2005年至2016年人类活动干扰剧烈,自然保护区开发干扰指数增加迅速,以盐田和养殖塘的开发为主要影响因素;2016年后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大,开发干扰指数趋于稳定。人类活动干扰呈现从轻微到剧烈再到稳定的过程。     

美国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监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着重介绍了美国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监测目标、理论基础、监测内容。监测是掌握海洋自然保护区状况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是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美国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的和所保护的资源类型同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相似。且监测水平与管理机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解研究美国的先进经验,对促进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湿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研究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的盐城国家级湿地珍禽保护区作为案例,从生态补偿对象的角度研究了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根据对保护区附近288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采用选择实验法识别了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政策方案的偏好情况。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补偿政策设计中补偿水平、合同年限、退出合同的权利、环境绩效等补偿政策属性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其中合同年限与退出权利对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讨论了补偿政策设计中不同的属性安排,特别是设置退出权限等措施对盐城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本有效性、可持续性及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为政策设计提供相应的实证基础。文章还计算了各个属性的接受意愿价值,并分析了潜在参与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为补偿的价格设定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管理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区是当前自然保护区决策者、社区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利用问卷调查法、专家咨询法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法等,对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从公共管理框架设计和模式选择等方面探讨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公共管理。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对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具有高影响力、低利益/高公益,追求生态效益;当地社区为高影响力、高利益,追求经济效益;非政府组织具有低影响力、高公益,追求社会效益;企业与旅游公司具有低影响力、高利益,追求经济效益。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围绕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进行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管理的框架设计和模式选择。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主导型,社会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指导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型,经济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指导下的企业与旅游公司管理型以及社区共同管理型。     

自然保护区聚落空间格局与演变的梯度效应——以贵州茂兰为例

研究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动态状况,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三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1963年以来聚落(人类活动的中心场所)空间格局演变的梯度效应。结果表明:①在自然保护区自核心区到外围区,聚落规模、等级、形态等格局信息及其动态演变的梯度效应明显;②根据不同梯度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土地覆盖的影响特点,今后茂兰保护区规划管理应该考虑将洞多聚落迁出,使其不对核心区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同时,要加大对实验区聚落用地的管理力度,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原生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③设立保护区后,自核心区到外围区,景观多样性降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变化进一步接近200,景观基质(森林)斑块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④应加强保护区缓冲区距聚落200~800 m内的土地利用方式管理与生态建设。     

云南思小高速公路交通噪声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分析

思小高速公路是云南省一条穿越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速公路,保护区本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公路产生的交通噪声对该区域内动植物的生存、发展有很大影响。通过分析交通噪声对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危害,提出了降噪的办法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