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环渤海高铁沿线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以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为对象,研究高铁通车前后的可达性状况及其空间分异格局,预测未来沿线空间格局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1)环渤海高铁的开通大大提升了沿线的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高铁轴带内部呈现线路"中间高、首末低"的分异特征,可达性最优要素由京、津向环渤海高铁线路两侧扩散;(2)环渤海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加速沿线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和重塑,表现在环渤海高铁"C"形轴带空间极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沿线的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三大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显现,产生1+1+1＞3的组合效应;环渤海港口群对接铁路线,空间分化与组合日趋复杂;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通道的融合.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景区综合交通可达性测度及其优化对策

良好的景区可达性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该文在系统分析景区可达性主体与客体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因旅游交通服务水平差异所引致的游客对景区选择的主观优先级,从景区外部交通可达性和市内换乘便捷性视角构建了景区可达性测度模型,以云南省76个4A级以上景区为例进行验证,并提出了景区可达性的优化对策。结果显示:(1)云南省4A级以上景区的外部交通可达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约60%景区的外部交通发展滞后,且离散分布于县级行政区;景区的市内换乘可达性水平整体较高,换乘平均耗时为0.472 h,存在个别景区级别与可达性不匹配。(2)景区可达性水平整体较差,约33%的景区可达性一般或较差,并呈一定的高值或低值空间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具有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外部交通可达性差异是造成景区可达性差异化的主要原因。(3)应以"旅游点-轴结构"为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核心节点功能,"连点成线"完善旅游运输通道建设,提升景区外部通达性;强化景区与重大交通枢纽的无缝衔接,实现景区内外交通协调;因地制宜建设休闲公路,以缓解自然风光型景区的市内换乘劣势。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基于铁路客运的中国城市可达性及类型研究

为探究铁路网络时空压缩效应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基于2009年和2014年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结合传统数理统计方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及其格局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铁路客运的数量和类型上均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始发列车及动车组的大幅增加及高铁的开通运行,中国城市可达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城市可达性改善地域差异性显著。(2)北上广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中第一层级地位稳固,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产生一定变化。(3)中国城市可达性绝对及相对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列车停靠数量的极化效应显著、新增加的高速客运更多地向高等级中心城市集聚,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重塑中国生产力格局。(4)从城市功能属性及规模属性视角,以始发列车和停靠列车中位数为临界值,将中国城市划分为高规模高功能、高规模低功能、低规模高功能、低规模低功能等4种类型,并依次分析城市分布特征及成因,为铁路客运的合理配置及交通网络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基于“红色村落”概念内涵界定,以湖南省262个乡村红色旅游景区(点)为数据样本,综合运用数理建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红色村落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不同空间板块或行政单元红色村落分布非均衡性特征突出,集聚强度具有随尺度距离增加而不断弱化的“空间衰减”规律;(2)红色村落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分布格局,全省存在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以及多个红色村落跨界连绵集群组团,长征沿线、湘鄂赣及湘粤赣边区等形成多个“中低密度”集聚片区;(3)红色村落通行时间平均值为221.58 min,标准差为42.75,可达性整体状况不理想,且内部差异显著,可达性水平稳健性欠佳,不同可达时段内红色村落数理分布近似于呈“金字塔”状结构;(4)红色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省际边缘区形成多个交通可达性低谷,与其核密度格局存在“空间错位性”,且具有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指向特征。最后,提出了优化红色村落可达性格局、驱动交通区位重构和推进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对不同等级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分布,且具有"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的分布模式分别为随机分布和聚集分布。(2)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较好,区域内平均可达性时间为38.84 min,且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省级森林公园的可达性要优于国家级森林公园。(3)基于县级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在空间上呈聚集格局,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自东向西表现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省级森林公园可达性与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而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相对随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中原城市群铁路网络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选取城市间最短旅行时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综合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可达性水平整体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南北向沿线城市的可达性优于东西向;局部空间上,高低值空间集聚分块状特征明显,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2)经济联系整体呈现"钻石"型立体网络格局且分层态势明显;局部空间上凸显以郑州、商丘、洛阳等核心区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格局;网络结构呈小团体集聚特征,团体内部联系密切,整体联系相对松散。(3)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交通、区位及资源流通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快速交通对区域中心城市日常可达性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近年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快速交通不断发展,城市区域可达性得到大幅提高。基于栅格数据的成本加权距离法,利用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以及日常可达性等区域可达性指标,比较分析有无高速公路和有无高速铁路情况下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索两种快速交通方式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由于高速公路网发育程度较好,对城市区域可达性的影响较为均衡,而高速公路桥能显著缩短两岸旅行时间;高速铁路运行速度更快,但主要沿大城市带呈线状分布,因此对沿线可达性改善明显,尤其是对铁路端点城市;高速铁路较高速公路对城市之间日常可达时间优化效果显著;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对于可达性影响各异,需衔接配合方能大幅提高城市日常可达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公平快速发展     

重庆市公路网络通达性格局研究

以重庆市38个区县公路网络为研究对象,以最短距离为原则,在构建公路网络拓扑结构的基础上,计算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和通达性系数来衡量城市通达性水平的高低,并对通达性水平的特点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38个区县的通达性水平呈现出"放射状同心圆"特征,以重庆市主城区为圆心,随着同心圆的半径增加,通达性水平逐渐降低,形成明显的环状分异态势;(2)路网的拓扑连接水平较低,路网等级体系不够完善,网络的辐射效率不高,网络结构相对脆弱,网络的有效性较低;(3)高等级路网发育不均衡,区县间出现通达性差异很大的现象,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     

基于陆路交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可达性测度及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跨界旅游区是中国重要的潜在旅游目的地,而可达性大小是制约其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构建景区区内可达性、景区区外可达性两类指标,运用 GIS软件定量分析大别山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生成空间格局示意图,发现：（1）国道、省道、县道构成的普适性交通网络的完善程度对景区区内可达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高速公路、普通铁路、高速铁路可以有效提高景区区内可达性;（2）普适性交通网络对景区区外可达性的影响力最弱,高速公路在改善景区区外可达性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普通铁路的影响力不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仅对停靠站附近的景区有所影响。最后构建了景区、交通、旅游集散地耦合发展模式     

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耦合研究

交通与经济系统相互影响又互为合作,二者的良性反馈与循环是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切实保证。基于安徽省77个县(市)域研究单元,利用公路交通路网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交通优势度模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量分析了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路网密度北高南低,总体较优;交通可达性呈"单核"圈层分异;区位优势度呈"多核"圈层分异;交通优势度正介于"多核"向"单核"圈层转变的过渡状态。(2)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化,低发展水平单元基数较大;优势单元多集中于皖江城市带地域;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周边县(市)。(3)全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良好,但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县(市)公路交通发展超前经济。如何依托既有公路交通支撑,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是打造全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在构建城市影响力指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1988、2001及2012年长江经济带内110个地级市以上城市影响力指数;在ArcGis软件平台下,利用空间分析方法,依据改进场模型、扩散模型,综合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内地级市以上城市的可达性、空间场能及扩散效应,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城市间影响力指数差异较大但整体呈缩小趋势,城市可达性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 中部> 西部"的格局;区域内存在一条主轴、三大核心圈、多条辅轴的区域空间结构,构成区域"1+3+X"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经过城市孕育、极核发展、点轴扩散、网络化、局域一体化发展5个阶段,基本形成串珠式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出现同一时期多个阶段并存的现象。为加快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重组,依据"以点布轴,以轴拓面"空间思想,进行结构要素优化,主要有:合理构建城市等级体系,培养地方增长极;科学规划交通网络,优化空间扩散轴线;合理优化区域分工与合作,构建多层级城市群。     

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构建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以安徽沿江地区为实证 

以安徽沿江为实证，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分析了高速公路网构建对节点区内联系及区外联系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了节点总体可达性格局的变动；随后对总体可达性的变动幅度及其相对可达性变动格局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安徽沿江高速公路网络的构建显著提高了区域整体可达性，且促进了可达性的均衡化；区内联系可达性、区外联系可达性及总体可达性三者格局特征不同，路网构建所形成的影响也各有差别；东部及北部地区可达性变动幅度小于西南部地区；根据可达性系数的变化幅度及方向，可将节点归为相对可达性下降、相对可达性稳定及相对可达性上升3类。     

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基于空间句法的街区制与小区制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

街区制与小区制是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居住模式对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与交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众多学科的高度关注。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理论与GIS空间分析功能,选择可达性和居住区便捷性等空间特征变量,对两种居住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后发现：（1）研究区实行街区制,路网具有“核心-外围”可达性逐渐减小的空间结构,而小区制可达性高的路网结构与主干道形态相关,呈“井”字型;（2）路网可达性的结构差异影响着居住区便捷性,街区制与小区制相比,存在着核心区与外围区便捷性差异。街区制的核心区全局便捷性较高且分布均匀,而外围区全局便捷性与局部便捷性较低且分布相对不均匀;（3）居住便捷与路网可达是空间感知的基础,街区制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区低的空间感知差异,而小区制的空间感知整体较高并呈均质性特点;（4）空间句法理论运用于居住区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拓展了该理论应用的领域,提出了推广街区制的有效措施,也为城市规划实行何种居住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