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格局影响下的南京市热舒适度动态变化

城市热舒适度的评价是判断热环境优劣的主要方式,其结果可为城市规划、改善城市热环境提供科学依据,而温湿指数(THI)综合反映了温度和湿度两个因子对人体热感的影响,是衡量城市热舒适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选取江苏省南京市作为研究区,以1994、2000、2010和2013年夏季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数据源,反演地表温度,并结合归一化水汽指数(NDMI)对传统温湿指数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南京市热舒适度的动态变化,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不同热舒适度分级下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统计了2.5 km尺度上单元格网温湿指数平均值及变异系数并对其与景观组成和结构特征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从微观尺度上探讨城市景观格局与城市热舒适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上,从1994年到2013年景观格局对南京市热舒适度的影响不断加深,影响面积和强度都不断增大,城市热环境逐渐恶化;微观上,景观类型组成和结构对城市热舒适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水体、耕地、林地能显著改善热舒适度,其中水体对热舒适度的改善效果最好,其景观优势度越大、分布越集中,效果越明显;反之,建设用地优势度越大、聚集度越高,热舒适度越差。 关键词： 城市热舒适度;改进型温湿指数;景观格局指数;动态变化;南京市     

合肥城市绿地系统的景观生态评价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结构中的自然生产力主体,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合肥城市绿地系统的景观生态现状,建立较为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选取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破碎度指数、分离度指数、分维度指数、连通性指数等8个景观指数对合肥市城市绿地系统的景观格局进行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合肥市城市绿地生态格局总体上较好,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高;但也存在绿地分布不均,各种类型相差较大,破碎度较高,多样性程度不高,分形维数指数偏低,绿地景观的自然性和复杂性不够,连通度较低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肥城市绿地景观生态规划的优化建议。研究结果为合肥市城市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提供了生态学依据,为“生态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上海城市气象站点数据、卫星遥感反演的土地利用数据、气象灾情记录数据和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咨询法,建立了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湿润指数、气象灾害指数、水体密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植被质量指数开展了上海城市250m空间格网的人居生态质量评价和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是可行的,上海人居生态质量在多数地区都为良或一般等级,在闵行、宝山和嘉定一些地区以及青浦和浦东个别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差,而在崇明北部和南部一些地区以及浦东、南汇和奉贤沿海极少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优等级。     

向家坝工程扰动区的景观变化及其生态恢复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扰动常造成土地利用的显著变化。为研究工程扰动对景观的影响以及采取修复措施后的景观生态效果,以向家坝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例,以工程扰动区的航空摄影图像分析和野外样地调查为手段,分别针对工程区域在被扰动前（2004年）、扰动后（2006~2007年）和进行恢复重建之后（2008年）的3个代表年份展开了区域景观变化及现有生态恢复工程对生态景观恢复效应的研究。选取景观破碎化指数、多样性、优势度和景观形状指数4个参数,量化分析了向家坝工程建设区整体景观结构特征,包括不同阶段景观格局变化、景观斑块类型面积与斑块数量变化、斑块破碎化和斑块形状变化,以及各年份景观指数和各景观类型破碎化指数变化等。此外,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角度,提出了向家坝工程扰动区将来实施生态恢复重建的对策措施。其中特别强调扰动区今后的生态恢复工作应在科学规划扰动区景观格局和功能的基础上,注重景观连接性的建设,同时不断改善群落结构和丰富物种多样性     

基于GIS的景观生态功能指标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规划及战略环评指标体系中缺乏直接反映生态功能指标的问题,提出可通过系统研究区域景观生态结构与景观功能变化间的关系,由斑块面积指数计算生物生产力、由景观香农多样性指数和景观香农均匀度指数反映生态质量,以此表征景观生态功能。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提出了利用基于斑块面积而得到的景观要素转移矩阵及基于年鉴统计而得到的景观单位面积生物生产力的转移矩阵来计算生物生产力的方法,并在统计若干研究流域景观格局异质性指数文献的基础上发掘了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均匀度指数与生态质量间的关系。最后,以江苏省沿江地区2000、2004年的数据开展了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提出的生物生产力和生态质量这两个指标确实能反映区域景观功能的变化,在今后的规划和战略环评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县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类型划分与生态廊道构建——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基于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探讨县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类型划分和生态廊道建设。首先,基于自然本底,将村域单元划分为3种类型:山地景观型、丘陵风光型和平原水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城市未来扩展空间,增加都市风貌型,最终将美丽乡村建设划分为4种类型。其次,依据资源空间分布,评价各个村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潜力,将所有村域分为3个等级:核心建设村落、重点建设村落和一般建设村落。第三,识别出对德清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6个生态保护区,考虑不同地表覆盖景观格局对动物迁移的阻碍差异,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出迁徙成本最小的路径,识别出4条重要的生态廊道。第四,将识别的生态廊道与地表覆盖进行匹配调整分析,最终构建起德清县“六核心、四廊道”的生态空间格局。     

基于CLUE-S模型的湿地公园情景规划——以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基于计算机模型的湿地公园规划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多情景等优点,可以为规划研究提供初步方案的评优和选择。将CLUE-S模型运用到湿地公园规划中,结合生态保护情景和旅游开发情景的设定,对新济洲湿地公园进行2020年景观格局模拟预测,最后从湿地鸟类穿越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角度,对两种情景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对CLUE-S模型在研究区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经过计算,模拟的精度检验指数Kappa值为0.763,表明CLUE-S模型用来做新济洲湿地公园景观格局变化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可靠性;(2)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推动新济洲湿地公园景观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因子,其影响力度远远高于其他因子;(3)通过建立MCR模型可以发现,两种情景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对于生态保护情景需要注意的是拓宽湿地鸟类穿越廊道,减少最小累积阻力路线生态缓冲区内的人为干扰。而对于旅游开发情景来说,构建整体的生态串联性则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在中部大阻力区域为湿地鸟类穿越开辟一条良好的保护通道。     

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背景下,休闲旅游产业在乡村地域的兴起扰动了当前就业人口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宏观趋势,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正从微观上改变着城乡间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格局和过程。为科学理解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引起城乡劳动力空间流动发生变化的特征与机制,文章基于在浙晋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地深度访谈的一手数据,分析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和过程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距离衰减和空间层级结构的特征,0~4 km为核心层、4~12 km为过渡层、12 km以上为外缘层;但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该特征存在区域差异,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集中性,比发达地区更加明显。②研究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视角,基于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对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以城镇、乡村为就业吸附极,以城乡接合部为吸附效用“分水岭”的空间模式;其中,连接城乡间的便捷交通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实现的关键介质。③基于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适用性,文章针对性提出了“空间围栏效应”的概念。文章不仅从微观尺度上丰富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过程、模式等的理论认识,而且对切实指导乡村地域在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理性理解乡村旅游的就业促进作用,提升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和投资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LUR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城市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当前微观尺度下空气监测点周围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选取地形、污染源、人口、道路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景观格局6大类预测变量,其中城市景观格局选取边缘密度、连续度、形状指数、斑块平均面积、蔓延度、均匀度指数7个景观指数,运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所选取的土地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解释研究区PM25浓度的732%的变异,模型拟合较好;（2）影响PM25浓度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与水体。微观尺度下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中连续度和形状指数对PM25影响显著,建设用地连续度越高,分布越集聚,PM25浓度越高;水体形状指数越小,形状越简单规则,越易降低PM25浓度;（3）城市整体景观格局中,景观聚集程度与景观多样性等因素对PM25浓度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景观内各类型斑块的离散分布,使各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体景观内,有助于降低PM25浓度。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大气防治与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HJ1〗〖HJ〗〖JP+1〗     

城乡生态单元分类、评价与制图研究——以苏州市花桥镇为例

生态单元制图是通过对区域遥感信息的解译及与现场调查信息的叠合,得到可视性较强的生态信息图谱,是将景观生态学成果应用到城乡规划中的一条有效途径。生态单元制图如何与中国城乡规划编制相衔接,提供专业、可靠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本文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将城市所有用地类型都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城市化"的生态单元分类方法,完成了符合我国《城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的生态单元制图分类系统(9大类37小类)及其景观生态学指数分析;通过绿地率、建筑密度、乔木树冠覆盖度、植物物种丰富度等各单项指标进行分层及叠加综合评价制图,科学全面地识别不同用地的生态价值。认为可以通过提出诸如各类城市用地的附属绿地的面积、容积率高低、建筑退让范围、大乔木的保护措施等具体细致的规划要求,来保护及调整城市用地内部的绿地面积及植被丰富度、乔木的覆盖度等生态指标,确保重要的城镇自然系统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不受冲击,以及如何实现我国城市绿地的"精明增长"等后续研究方向。     

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综合评价体系研究的新视角

在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评价研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绿地为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而忽视绿地自身运转功能。构建科学、完善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综合评价体系,对于重新认识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综合功能,提升绿地建设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目前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功能评价容易忽略的绿地数量和面积与生态功能的关系、人工绿地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差异、对城市绿地特殊生存环境和后期科学管护的忽视、只重视城市绿地功能和价值而忽视建设和管护成本以及绿地建设的内涵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被曲解等几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从绿地生存环境优良性、绿地健康状况、绿地综合效益评价、居民对绿地感知认识出发,探索并构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综合评价体系,以反映城市绿地与城市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和绿地是否能有能力提供足够的生态服务以及居民对绿地生态效益、景观效益、社会经济效益的感知和认同,旨在为城市绿地规划、建设和管护提供有力支撑和指导,更好发挥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综合效益。     

论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景观生态规划

本文综述了城市居住区绿地规划现状及趋势,指出景观生态规划的内涵及其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城市居住区绿地系统的景观生态规划的特征及原则。为了创造良好的环境效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本文运用景观生态规划的原理,遵循城市居住区景观体系的规划原则,从生态设计和景观设计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新思路,并提出了较为合理可行的建议。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途径

 综述城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和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进展,认为城市湿地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必须对其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景观生态规划。分析景观过程和景观格局相互关系,结合目前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多流于现状的局限,提出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途径,将城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和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结合起来,使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包含时、空二维信息。该途径提出的目的是使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更具前瞻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更大作用,并对构建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理论框架有积极意义。     

试论宜居性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

在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宜居性城市已逐渐成为新的城市发展观。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也由过去的点缀性工作上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内容。但从城市的宜居性角度分析,我国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主要存在定位比较模糊,重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绿地、轻社区绿地,重绿地美化亮化效果、轻绿地生态效益,重整体性评价指标、轻宜居性指标等问题。立足于城市绿地规划的宜居性导向,提出了合理定位、绿地工程与主体工程“四同时”, 按自然规律进行城市绿地的建设与管理,突出社区性绿地,推行“绿径＋缀块”的绿地网络布局,强调绿地的“可达性＋开放性＋复合性”,以及适度兼顾绿地规模等宜居性城市绿地规划与建设的策略。     

武汉市九峰城市森林保护区景观敏感度评价

为合理开展森林景观的规划与建设，应用RS和GIS技术，并结合小班调查，对武汉市九峰城市森林保护区的景观生态敏感度和景观视觉敏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武汉市九峰城市森林保护区中，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4.6％，主要包括荒山、废弃采石场和少量灌木林地，应尽快进行生态恢复。中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535％，主要为水域、农田、部分苗圃和建设用地，可重点开展森林植被恢复和景观建设。低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419％，主要是森林覆盖区域、部分苗圃和居民点，应重点加强保护。一级视觉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沿道路两侧坡度大于20°的近景带，应以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为主。二级视觉敏感区主要是坡度较小的近景带和山体的中、远景带区域，可视性强，应重点开展景观改造。三级视觉敏感区主要是中、远景带中的平坦地带，包括农田、苗圃、居民点等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可在不影响整体风貌和视觉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景观建设。四级视觉敏感区为不可见区域或低可见区域，坡度大，可及性差，不宜规划建设项目。     

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以南京市为例

分析了城市旅游形象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即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城市景观的规划建设,城市景观的优化有助于提高城市旅游形象;提出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理念和原则。规划理念为体现城市旅游形象,显现城市三脉,提供城市旅游活动空间,创造城市旅游生态环境;规划原则以理念形象为核心,人地协调性、主题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特色性与风格统一性相结合。并对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结构要素和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结构要素分为城市景观整体结构、特色城市景观带（区）和城市景观视觉识别系统;组成要素可分为硬质景观要素和软质景观要素。最后以南京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城市旅游地景观格局演变与优化研究——以南京为例

城市旅游地景观格局是城市旅游与景观生态共同的研究热点。研究以南京为例,利用Arc GIS技术,以累积耗费距离及旅游地景观演化模型为分析手段,探讨了研究区自1991年以来的景观格局演变与优化问题。结果表明:(1)1991~2003年,旅游景观比重减少而非旅游景观增加;2003~2014年,旅游景观比重增加而非旅游景观递减。景观演化表现为先后台化再旅游化的特征。(2)河湖水面、公园与绿地、建设用地景观形状日趋规则化,林地、交通用地景观形状复杂度不断提升,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且多样性先上升后下降,表现出快速、高度城市化过程。(3)根据景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空间作用,构建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等景观组分来加强生态网络的空间联系,提出格局优化方案。(4)非旅游型城市景观应进一步转变为典型旅游景观,以保持景观旅游化及旅游地景观演化的可持续性。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