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经济增长研究

如何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减少CO2排放量,从而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和探讨的焦点。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提出到2020年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论文根据这一约束指标,创新性地把CO2减排控制率引入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别计算基准情景和低碳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的最优经济增长率,得到以下结论:基准情景下最优经济增长率为8.30%;在低碳经济发展情景中,2020年CO2排放强度降低40%和45%减排控制下最优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67%和7.52%。在此基础上,参考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情景假设,对2020年经济产出、能源消费需求量和CO2排放量进行预测,最后提出推动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政策建议。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_2排放总量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

电力、热力在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测算中一直被视作零排放,但这不利于终端能源消费部门的节能减排,也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文基于生产二次能源(电力、热力)所需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和省域内二次能源的消费量测算电力、热力CO2排放因子,并从生产端和终端两视角出发,考虑二次能源当量值和等价值,计算二次能源CO2排放终端承担比率,进而全面测算2000-2012年江苏省19种(包含电力、热力)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运用LMDI 1法,把CO2排放变动分解为11个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间,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由15 223.90万t上升到46 396.20万t:其中,生产部门CO2排放总量由14 242.30万t上升到43 481.15万t,以年平均占比94.52%成为最大的CO2排放部门,生活部门CO2排放总量由981.60万t上升到2 915.04万t,并以年均8.73%的速度增长。22000-2012年间,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分别以累积贡献度147.09%和77.51%成为生产与生活部门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反映出江苏CO2排放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32000-2012年间,江苏CO2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生产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累积贡献度分别为-39.09%和-11.96%。4电力、热力能源结构碳强度在2000-2012年间累计减少了739.77万t CO2排放,成为江苏省未来强有力的减排驱动因素。最后从推进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完善省级电能管理服务公共平台、加强低碳技术的产学研合作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强化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江苏省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提供借鉴。     

低碳经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极为繁重,人均GDP需要保持持续增长,而且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同时煤炭资源禀赋较差,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和控制的难度比较大,再加上我国能源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也比较大,我国减排的压力不容小视。中国要从根本上降低CO2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必须找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其途径在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发展包括低碳经济在内的循环经济和节能经济、清洁生产、生态经济以及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机遇和挑战等问题,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措施建议。     

崇明岛中长期碳排放预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更好地推动崇明低碳生态岛的建设,在应用以自下而上的部门法为基础的区域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核算方法,全面核算崇明岛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现状的基础上,应用LEAP模型,通过情景分析预测崇明岛中长期能源消费需求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并进一步应用对数平均指数法(LMDI)对影响崇明岛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参考情景下,崇明岛能源消费总量从2010年的101万吨标煤增加到2050年的533万吨标煤,净碳足迹从2010年的238万吨CO2e增加到2050年的579万吨CO2e。崇明岛能源消费需求和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通过一系列的优化,尤其是能源结构的变化和能耗强度的下降,减排情景下,崇明岛能源消费总量有可能在2039年左右达到峰值,并有望在2050年左右实现"零碳岛"的长期发展目标。结合定量分析的结论,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崇明岛低碳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可能性和重点发展领域。     

面向“十三五”低碳发展的河南省碳减排路径

为践行中国政府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十三五"期间区域碳排放预测及碳减排模式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构建拓展的IPAT模型预测BAU、CP、LC三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趋势,进而选定"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的碳减排路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及CO_2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均不断攀升。河南省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的预测量在三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的能源与部门结构特点,不同情景下的碳减排任务完成难度有所差异,LC情景下的低碳模式有助于实现"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河南省的低碳发展本质上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省域物流作业的CO2排放量测评及低碳化对策研究

物流活动是主要碳排放源之一,是温室气体减排、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从省域层面对我国物流作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对于从宏观上掌控各省域物流作业碳排放量及省域物流作业节能减排目标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给出了省域物流作业CO2排放量测量模型,测算了不同能源的CO2排放因子及排放系数.然后,以物流作业直接能耗法核算我国各省域2008年物流作业的CO2排放指标,包括各省域的CO2排放量和单位货物周转CO2排放置,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省域之间物流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存在着地域不平衡性,CO2排放量中东部大部分省域要高于西部省域,而单位货物周转CO2排放置西部大部分省域要高于中东部省域.最后,根据物流作业的特点,分别从发展低碳运输、探索物流作业的技术性减碳方法、实行精细化物流作业管理、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制定低碳物流作业标准与打造低碳物流示范企业等五个主要的方面,阐述了我国物流作业的低碳化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低碳物流的发展.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中国CO2排放趋势的经济分析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CO2排放国，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在讨论Kaya恒等式及其政策涵义的基础上，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对1971-2005年期间中国的CO2排放进行了无残差分解，并结合宏观经济背景的变迁对从“四五”到“十五”计划期间的排放变化展开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CO2排放，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则是降低CO2五排放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最后强调指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能效技术以及清洁燃料技术等政策选择不仅能促进“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约束性目标的实现。而且也能有效减少中国CO2的排放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中国CO_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法的思路,构建CO2排放和能源消费分解扩展模型,深入挖潜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各项驱动因素。同时,以2000-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层面探索碳排放总量与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重要国民经济发展指标间的驱动关系。结果显示:CO2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与能耗强度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所构建模型对影响CO2排放有关因素的分解与量化效果较好,可为日后监控我国CO2排放水平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On Index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co-cities： A Case Stud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AYD）,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ties when the ecological cities are pursued by many modem citi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regard. It is inevitable, however, that certain problems exis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non-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 difficulty in quantifying eco-city construction or incomplete quantification in asse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ent and future eco-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AY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t up an index system of eco-cities combining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dopt the indices of eco-city, urban harmony, and eco-city colligate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level, urb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eco-city construction of cities within the UAYD.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15 cities in UAYD, Suzhou City ranks the highest in term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whereas Nantong ranks relatively lower; sustainable eco-city construction is possible only when cities are developed in every respect of harmony.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定量评价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聚集区,随着城市发展主流趋势--生态城市的日益兴起,区内各城市相继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不协调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程度难以定量以及片面定量的问题。试从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和地域情况入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并采用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和生态城市综合指数来分别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生态化水平、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生态城市建设程度。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15个城市中,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程度较好,而南通则略差;（2）只有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生态农业综合评估研究进展

在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生态农业的概念进行了溯源与辨析,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农业综合评估指标选取和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思路,将现有评估体系归纳为EES框架及其拓展和PSR、DSR模型两类,对评估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频度统计、讨论和中外对比。概括了当前研究中采用的权重确定与综合评估的主要方法并进行了优缺点比较。从农业特征、空间尺度、时间跨度等角度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与总结。研究比较发现,国内生态农业评估在实际指标的选取中,往往将数据易得性放在首要位置,而缺乏对指标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和指标合理性、有效性的审视,指标体系构建缺乏代表性和概括性。此外,在对生态概念的理解上,现有评估体系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生态影响挖掘的并不深刻,对石油消耗、电力消耗尤其是碳排放等重要的间接生态影响存在遗漏。最后,针对现有农业生态评估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六方面的建议:1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考察我国和各地区的生态农业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应当将农业碳汇/碳源的测度和评估纳入到生态农业综合评估体系中;2评估时应当把握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3重视对农业生态模式和类型的辨识;4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作为指标体系设计的基石,避免直接移植国外文献中的指标体系;5注重综合评估的案例导向性,并结合多源异构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评估准确度;6注重对生态农业发展和变迁情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考量,提高评估的空间尺度和时间跨度。     

均等指数和两极化指数建立与比较

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缺陷和我国收入两极化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对基尼系数与两极分化的涵义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两个概念的本质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对以后的收入差距测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尼系数反映了所有个体偏离总体的程度,两极化指数反映二大组之间差异情况。在前人测量收入差距方法基础上构造两极分化指数I。结合中国和部分其它国家的数据,测量了三个指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指数高度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均等指数、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指数都能大致反映收入差距情况。对组间、组内差距处理方法不同是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与两极分化指数最根本的区别。构造的两极分化指数具有直观、易于理解、意义明确、计算简单等诸多优点。因此在测量收入差距时,倡导优先使用均等指数。在测量只有二等分组构成总体的收入差距时,优先选择两极分化指数。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的问题,合理地选择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两极分化指数从事相关研究。     

1961~2015年西南地区降水及洪涝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西南地区98个气象站连续完整的日降水序列数据,整合降水强度、持续性指数及等级指数形成降水指数体系并研究该区域降水及洪涝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1961~2015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PRCPTOT）与极端降水量（R95PTOT）都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持续降水日数（CWD）则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多年平 均PRCPTOT、R95PTOT、CWD分别以-13.12 mm/10 a、1.34 mm/10 a、-0.29 d/10 a的速率变化。（2）西南地区不同等级降水日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3）西南地区洪涝强度指数呈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降水总量越多的地区,洪涝强度反而越低,主要由于单站洪涝强度表征的是降水的波动情况,降水量越多波动越不明显。21世纪以来,该 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此外,洪涝强度越大,区域性年度灾害等级越高。该研究对于掌握西南地区极端气候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的中国主要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提出了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通过计算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和城市扩张强度指数,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27个主要城市距城市中心不同距离区域的城市扩张的时空模式。研究发现:(1)1990~2010年,大部分城市核心度指数不断降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与国家区域政策密不可分,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1990~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核心度值减少幅度较大,2000~2010年则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降低明显。总体上看,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的核心度指数要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城市,结构更加紧凑。(2)城市扩张最活跃的地方总是出现在核心区边界附近,并不断向外推移。(3)城市的形态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90~2000年,一线城市扩张的强度和范围远大于其他城市;2000~2010年,二三线城市的扩张强度和范围明显增加。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逐渐由单中心扩展向多中心协同发展转变,而经济相对落后西部城市和东北部城市,城市结构比较紧凑,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形态。     

尼洋河不同河段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差异研究

2009年8月对尼洋河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分布和数量特征进行了调查：共发现浮游植物共26属74种(变种),以硅藻为主,大多数种类的相对丰富度较低,优势种不明显,平均相对丰富度大于5%的种类分别是极细微曲壳藻(90%)、弧型蛾眉藻线形变种(54%)、中型脆杆藻(53%)和尖针杆藻(5%);其出现频次分别是19、20、17和20次。种类分布均匀,平均细胞密度为225×104 ind./L,远低于一般河流和湖泊。分析显示绝大多数样点浮游植物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都很高,其均值分别为364和095。以上结果表明该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比较复杂、处于较完整的稳定状态,体现了尼洋河流域贫营养河流水体的特征。TWINSPAN和DCA分析表明海拔高度和环境的稳定程度可能是影响该流域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的主要因子     

Siz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rationality evaluation,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diagnostic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rationality of siz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UAs) in China. The model is designed to determine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index including size distribution index (SDI), size compactness index (SCI), and size efficiency index (SEI).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ize structure involving the studied 19 UAs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ze structure of China’s UAs advanced from a low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o a moderate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stage in 1995–2015. Among them, the SDI and SEI were reasonably high, and the SCI was relatively low. Spatially, the high rationality UAs were distributed across eastern China, while the low rationality UAs were located in western China. UAs with positive size structure possessed typically a dual- or multicenter urban structure, while UAs with negative size structure usually presented as a single-center structure.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rationality of size structure of UA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different stag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consolidating the status of national-level UA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level UAs should be promoted. Also, the fostering focus and direc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an UA with dual- or multicenter spatial structure.     

江阴市典型河流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和风险评价

在摸清河流表层沉积物重金属(Cu、Zn、Pb、Cr、As)含量的基础上,利用综合污染指数和地累积指数评价其污染状况,计算潜在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江阴市河流沉积物已经受到重金属污染企业和城市径流双重影响,Cu、Zn、Pb峰值在汛期,As、Cr峰值在非汛期;污染负荷指数和地累积指数评价结果显示非汛期污染略轻,地累积指数法引入背景波动参数而使其评价结果较乐观。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都为轻微风险级别;致癌风险处于10~(-3)数量级,非致癌风险数量级为10~(-7),致癌风险为人体健康风险主要承担者。潜在生态风险汛期高,人体健康风险非汛期高,这可能是重金属元素对致癌风险以及生态风险的贡献不同所致。     

The use of ecological scales for indication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forest communities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nt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amplitudes of constituent species is proposed. An original program, Fitoindikatsiya, has been developed to compute the indices of disturbance and homogeneity of plant communities from species ecological scale values. The current state of pine forests in the part of Novosibirsk oblast east of the Ob River has been analyzed; slightly, moderately, and severely disturbed zones have been distingu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