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生态屏障区人口生态转移机制与保障

三峡生态屏障区的建设是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重要内容,能够起到保护三峡水库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作用。然而,库区内过度的人类活动和尖锐的人地矛盾给生态屏障区的建设任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本文在分析三峡工程生态屏障区人口转移必要性的基础上,从"迁-安-融"三个方面建立了人口转移的运行机制,并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探讨了实施保障的构建。研究表明:迁移阶段主要是权益折算、差额置换构建补偿机制以及重点推进机制;安置阶段主要以货币化等住房方式和就业方式进行安置;融合阶段要从产业化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工业园等方面推动产业发展,以及从户籍改革等方面加快城镇建设,同时从就业培训等方面培育安置人口,从而保证生态屏障区人口转移工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最终实现转移工作对"生态-发展"的同促进。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区域生态补偿财政政策局限性的探讨

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生态补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在解决生态补偿问题中,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是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建设财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地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上,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不足;二是尽管在财政理论上提出了平级区域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存在理论缺陷:①存在区域产权,区域产权规定了区域的公共财政收入只来源于本区域(经济),因此区域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严格限定在本行政区域之内。②生态服务具有"俱乐部物品"性质,或者具有"全国性公共物品"性质,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不支持一个区域为其他区域的生态服务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分税制体制使得基层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导致其进行生态补偿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我国建立和完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建设初探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社会各种群体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将对经济和环境不协调的现状进行调整.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现机制.我国是世界上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较早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及部分省(市)区对于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体现了生态补偿理论的特征和要求.但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制度,在我国推行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建立完整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从制度、主体、手段、标准、方式及管理等方面着手.本文突出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制度问题研究,并主要从法律制度、流域管理体制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     

关于建立西藏水生态补偿机制的设想

西藏水生态保护对于保障国家水安全乃至亚洲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建立西藏水生态补偿机制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西藏在我国水生态保护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从非工程措施角度,提出了建立西藏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设计了补偿范围、主体、对象、标准、方式、程序等相关制度,提出了根据自然地理进行调整的补偿费用测算方法和监督考核原则,可为我国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国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的关键要素及启示

近年来,生态补偿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各国相关实践也日益广泛深入。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并不一致,不同国家的生态补偿实践也不尽相同,但通过考察现有相关研究和实践,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各国在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均需考虑的一些关键要素。其中,生态补偿概念的构成要素包括外部性、条件性和自愿性,反映出生态补偿区别于其他环境保护政策工具所具有的核心特征;生态补偿效率的影响要素指向生态补偿的环境效益和成本效益,决定了生态补偿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和代价。提高环境效益的关键在于满足登记、目标锁定、额外性、联结和持续性的要求,避免泄漏、不正当激励和动机挤出效应的出现,而提高成本效益的关键则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生态补偿实施的制约要素是指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和事后保障,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最终能否真正落实和有效实施,包括制度背景例如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财产使用权、透明度、附加目标、商业和技术支持等,以及事后的监督与评估,这也是条件性的必然要求。中国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时,应当立足于本国的制度背景,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明确生态补偿的内涵和实质,从制度创新出发,将政府补偿和市场交易相融合,在生态补偿实施方案或协议的拟定中,将各项关键要素融入精密的条款设计中,明确利益相关各方的角色和责任,更好地实现生态补偿防止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恢复以及确保生态系统服务持续提供的功能,达成效益、效率和公平等价值目标。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突出问题与重大战略对策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则是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和区域不公平性问题.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尽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生态补偿的探索,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在补偿制度建设、补偿主体确定、补偿标准、融资等方面,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方法,生态补偿措施尚没有在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在对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参考相关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战略对策.即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生态环境问题的轻重缓急,有序拓展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加强生态补偿关键问题研究,为补偿工作开展提供科技支撑;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使生态补偿能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调动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本文首先从生态补偿的概念、特征、目标与原则、主客体分析、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综述了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国外水源地生态补偿起步早、发展成熟;国内起步相对较晚且不完善,存在补偿标准偏低、资金来源单一、监督评估体系几乎空白等问题。通过综述水源地生态补偿实施效益评估方面的研究及案例发现,尽管国内外已有相关学者开始探索评价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但仍缺乏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监管与效益评估方法。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通过拓展资金渠道,引导市场化资金募集方式;因地制宜,多重补偿方式相互结合;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实施效益评估机制等几方面建议,以此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优化。最后,本文指出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指标相结合,探索全面、有效与可行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监督与评估体系作为今后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结合流域及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述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体系,揭示其基本环节的主要特点,并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划分为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上下游政府间共同出资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基于出境水质的政府间强制性扣缴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等类别,系统阐释了各种模式的特点与适用条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黄河三角洲湿地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黄河兰角洲湿地是全球暖温带最典型的河口三角洲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本文依据每种生态功能的特点和作用机理,分别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的方法对各主导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量化估算.结果表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10项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中,蓄水调洪和降解污染物的功能价值最大;黄河三角洲湿地单位面积价值大约是全国湿地平均单位面积价值的10倍,其中自然湿地的单位面积价值远高于人工湿地的单位面积价值.本研究结果使人们直观地看到了湿地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为湿地生态资源的合理定价、有效补偿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碳平衡的区域生态补偿量化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

在区域碳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中观尺度模型,对长株潭及其生态“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做生态补偿量化研究,并就生态补偿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形式等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总体属于生态赤字区,其中长沙、株洲、湘潭3地均为生态赤字区,昭山示范区为生态盈余区;2008年长沙、株洲、湘潭3地应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4067、7934、7430万元,长株潭 “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1229万元,结余1 8202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建议由长株潭生态补偿管理部门统一支配,用于统筹长株潭及其“绿心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以生态固碳与区域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力求为解决低碳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区域间矛盾提供参考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基于价值损失的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与环境管理手段,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过去20年里,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概念、机制、模式、标准及生态补偿的效益等做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生态补偿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和地域差异性,致使上述研究尚存在较大分歧。生态补偿标准关系到生态补偿的可行性及效果,因此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但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量化方法。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依据生态价值损失来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途径。文章首先运用市场价值法、环境保护投入费用评价法、生态价值法、成果参数法等计算了黄河三角洲因湿地面积减少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市场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损失量,然后以生态价值损失量为依据制定了湿地生态补偿的资金分配方案和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湿地类型的补偿标准不同。对于同一湿地类型,以生态功能价值损失为依据制定的补偿标准远高于以市场价值损失为依据制定的补偿标准。本研究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实施湿地生态补偿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基于效益的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计算模型

补偿标准确定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关键,也是生态补偿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分配以流域水资源四级区为基础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流域水资源四级区为计算单元、以水资源四级区各行政区为计算单位、以下泄水资源是否达标作为被补偿与补偿的依据,按照利用某行政区水资源产生效益（或增加利用成本）大小来确定行政区间的补偿量,建立了流域内补偿的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计算模型。并以鄱阳湖流域水资源四级区袁河为例,计算了2008年袁河流域内及其下游各行政区受到（或付出）的水生态保护补偿量。补偿标准计算模型为建立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供依据,对别的流域确定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构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本文以湘江水质和水文数据为基础,首次结合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引入补偿标准系数,以湘江流域所在区域为例进行生态补偿资金测算,提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步设想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湘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提供指导,最终实现湘江流域区域共赢。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