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方式分析

高效的监管是确保生态补偿充分发挥效应的重要条件,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对常用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生态补偿监管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不同条件下最优化的生态补偿监管方式。文章构建了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监管方式的最优化模型,求出最优化的激励诱导强度和监管强度;随后对最优化条件下两种监管方式得到的最大化效用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了监管部门最优选择的监管成本临界值,结果表明,当惩罚机制下监管成本高于临界值时,激励诱导机制更有利,而当监管成本低于临界值时,惩罚机制更有利。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空缺分析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已推行多年,累计投入资金5242亿元,取得了初步的生态保护效果,但是也存在管理困难。根据2017年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情况,本文对全国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情况进行了空缺分析。结果表明,补偿范围已覆盖全部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存在补偿空间空缺;但是所有功能区的人均补偿强度均未达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存在较大的补偿强度空缺。最后,从提高补偿资金标准、完善补偿资金分配原则、丰富补偿渠道和探索生态补偿新方向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深入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限制开发区。为保护好这一区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央财政自2008年起对其实施转移支付政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就是要评估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帮助和引导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表明,该项工作意义重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已经建立起定期考核评估工作机制,考核结果连续三年运用于调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额度,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环境绩效评估模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继续完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现场核查,并督促地方切实提高环境监测能力,持续深入地推进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进展与建议

近年来,多份关于推动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文件相继印发,具有以下特点:(1)通过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生态环保工作成效的挂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积极性;(2)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依托各自特点开展生态补偿模式探索;(3)完善投入机制,集中力量解决最突出的生态环保问题;(4)鼓励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激发地方落实生态环保工作的内生动力。根据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实践,发现在一些环节存在不足并建议:(1)长江经济带沿线不同地区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禀赋存在差异,生态补偿工作实践进展不一,不同地方的重点工作方向亟待进一步明确。建议进一步强化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意识,结合不同地方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业结构特点、生态资源禀赋和工作实施进展分类施策,建立分层次、分领域的梯度补偿模式。(2)生态补偿的制度依据尚未明确,中央的统筹地位亟待进一步巩固。建议健全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基础或管理原则,完善相应权责制度,加强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系统性的管理和监督考核机制。(3)生态补偿的方式较为单一,市场条件仍欠缺。建议推进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创新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和交易方式,鼓励多方资本融入,建立起拥有公允生态补偿条件和补偿价格的生态补偿市场化体系。(4)不同地区对资金需求和使用存在差异,"平均分配"模式限制了部分资金的利用效率。建议科学划分生态补偿资金使用范围和渠道,由单一性要素补偿向基于生态功能定位的综合性补偿转变。(5)生态补偿对推进精准脱贫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建议有机衔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近些年,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保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仍然存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管困难,生态保护与恢复科学决策亟待加强,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理论技术方法、支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制定与实施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以确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现状、问题及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当前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补偿渠道。本文总结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设计及实施现状,分析了现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设计及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及其监管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有效发挥转移支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政策导向功能,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益。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实践

围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估目标,确定了以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值作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依据,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表征要素,建立了以自然生态指标和环境状况指标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成功应用于近两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中,考核结果直接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调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气候风险、损失损害及安全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功能的同时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区内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及气候治理协同增效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从减缓和适应两个维度提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演进及完善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平衡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12年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发展脉络显示,转移支付范围持续优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法不断优化,激励与约束机制不断健全,政策直接导向功能愈加明显,逐步体现综合补偿的特征。同时,在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资金使用等方面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出发,建议进一步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与其他政策的衔接,完善生态产品质量与价值相挂钩的资金分配机制,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与区域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财政种子资金的作用,打通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链接。     

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测度及其效率格局(1985~2016年)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985~2016年交通碳排放量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和时序演化特征;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构建了三阶段DEA模型进行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效率值的评价与比较.结果发现：①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石油类能源消费产生的排放量占比最大,四川、两湖地区和苏浙沪地区分别是长江上、中、下游交通碳排放的高值区.②从东西方向看,交通碳排放重心总体上呈现先东移、后西移的变动轨迹;从南北方向看,在空间上突出表现为越来越向长江沿岸集中分布的特征.③不同省份的交通碳排放效率值存在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007~2016年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始终最高,但中部地区的效率值由高于西部地区演变为低于西部地区.④外部环境因素对交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始终有利于交通碳排放效率提升,而政府干预的影响则由"创新补偿"效应转变为"遵循成本"效应.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战略问题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要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当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后期;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水环境质量改善,但水生态状况堪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进入攻坚期.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形势的研判,阐述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并提出了四项战略.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从单一要素、单一指标、部分区域转向水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和综合修复.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由水环境质量改善转向水生态环境安全提升,未来将逐步转向生态环境健康改善.③空间管控战略需要整合多项区域规划,研究构建流域与区域协同、水陆统筹、山海一体的统一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空间单元划分体系.④产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影响水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产业领域加强防控.⑤科技创新战略要突出科技平台的作用,推进数据、人才、技术、成果的汇集和创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由投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⑥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要求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率先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显示,把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推行空间管控、产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能更加有效地支撑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发展.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评价

为切实做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于HJ 913-2017《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对长江经济带1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状况进行评分.以评估结果为基础,评价了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升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的建议.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状况总体较好,平均得分为81.41分.从分布地区来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状况相对较好;从建立时间看,评估总得分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时长呈正相关;从规模看,评估总得分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大小呈负相关;从自然保护区类型看,野生植物类型保护区的管理状况要优于野生动物类型.②从管理基础、管理措施、管理保障、管理成效、负面影响5项评估内容来看,管理基础得分相对较高,管理保障得分相对较低.③从全部指标的评分情况来看,保护对象变化和资源调查2项指标的得分相对较高;开发建设活动影响、专业技术能力、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动态监测4项指标的得分相对较低.④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与评估总得分显著相关的指标为巡护执法、日常管护、专业技术能力、管护设施.研究显示,当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机构设置、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监测体系和开发建设活动影响是制约其管理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环境经济核算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开展长江经济带环境经济核算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和举措.该文结合人力资本法、市场价值法、防护费用法和影子成本法等方法核算了长江经济带环境退化成本,并基于虚拟治理成本方法和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结果测算了该地区实现环境质量达标所需要的治理投入资金缺口.结果表明: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环境退化成本呈上升趋势,平均环境退化指数约为2.35%,人均退化成本约为822元,单位面积（1 km2）退化成本约2.30×105元,2017年地区总成本达8.56×1011元,其中大气环境退化成本约占60%;14年间地区国民经济也保持快速增长,整体而言,该地区还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成本同步上升阶段,尚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环境治理.2017年长江经济带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实际成本仅为4.49×1011元,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全面达标,到2035年还需投入环境治理资金共计约2.25×1012元（为折现价格）,治理缺口较大,而且地区环境退化成本（外部成本）仍远大于实现环境质量全面达标的治理成本（内部成本）.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长江大保护的投入,加大国家环保专项资金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充分保障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和生态改善的资金投入;综合运用税费、补贴、交易和价格等手段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质量保护目标.      

关于在长江经济带布局以水质改善为目标的流域生态缓冲体系的思考

生态缓冲带能够有效减缓流域内的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在长江经济带构建流域生态缓冲体系,对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讨论了构建流域生态缓冲体系涉及的生态缓冲带位置选择、缓冲体系所占最低面积比率、宽度划定等一些基本的原则要求;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各汇水单元的地形特征、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土壤类型、土壤侵蚀强度、水文水系等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缓冲体系进行布局.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内林草地是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区域总面积的62. 46%,但是分布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西部高地和中下游的丘陵地带,在人口密集、农田密集的区域分布偏少;城镇用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②土壤类型空间差异显著,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江西省及安徽省大部分区域的土壤多是黏性比较大,污染物迁移能力较低;而污染物迁移能力较强的砂质土或者土层较薄的山地草甸土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北部、西北部.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侵蚀均有分布,且以水力侵蚀为主,建议在中度及以上侵蚀强度区域尽量减少污染源,重点布置缓冲带,增加该区域的缓冲力度.③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可以利用的中小型湿地、小型河流支浜的面积至...     

长江经济带典型流域重化产业环境风险及对策

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点多,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造成累积性、叠加性和潜在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制约了其持续健康发展.根据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特征,选择3个典型流域（区域）（即重化产业最密集、人口最密集,重化产业布局性矛盾最突出的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区域;重大调水工程下游减水河段与涉水产业重点发展的汉江流域;生态系统脆弱的喀斯特地貌区与磷矿资源开发强度高的乌江流域）进行分析,并识别流域重化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问题及其演变趋势.基于保障“清洁长江”与“安全长江”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调控思路,提出长江经济带典型流域重化产业绿色发展的优化调控对策和差别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风险防控建议,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实施精准治理提供支撑,主要包括:①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区域以保障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以各类工业园区为抓手优化布局,提升区域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制定长江沿岸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对策;②汉江流域以流域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从国家产业政策战略高度调整汉江中下游的产业发展战略,严格控制高耗水和水污染产业的持续发展;③乌江流域以保障下游库区水质为目标,严控喀斯特地貌区域新增磷化工产能,研究喀斯特地貌区实施磷化工产业废水特别排放限值.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将生态环境保护居于"压倒性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当前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绿色发展、工业污染防治、船舶污染治理、流域污染治理、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近期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对策建议,供政府职能部门参考.     

差异化标准下长江经济带省际环境绩效比较研究

为合理判断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环境保护成效,通过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开展环境绩效研究。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环保投入能力的影响,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与均值思想设定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差异化的指标评价值,并结合熵值法计算出反映地区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努力程度的环境绩效指数(EPI)。结果表明: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环境绩效整体呈上升态势,11省(市)EPI年均值由49.74增至61.70,但固体废物排放绩效有所下降;2017年11省(市)EPI从高到低依次为湖南(68.76)、安徽(66.62)、重庆(64.86)、四川(64.30)、浙江(61.26)、上海(60.96)、江西(59.53)、湖北(58.80)、贵州(58.68)、云南(57.65)、江苏(57.24),下、中、上游地区EPI平均得分分别是59.82、63.43、61.37,指数空间分布较为均衡;研究区域按照EPI与人均GDP可聚类划分为加速转型区、稳定发展区、缓慢提升区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地区分别提出差异化发展建议。研究采用的评价方法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区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程度,可作为常规环境绩效研究的补充。     

长江经济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生态文明发展状况评估

研究长江经济带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可为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指导。选取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6个关键指标,分析了各示范市县生态文明发展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各示范市县6个指标基本能实现稳定向好,到2019年指标值优于本省（市）平均指标值的示范市县数量分别占81.25%、87.50%、87.50%、68.75%、90.91%、56.25%。构建了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同模型,将长江经济带16个示范市县分为4种类型,分析了各类示范市县2017年和2019年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状况,以及在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或注重经济社会提升而生态环境改善较慢的问题。结果表明,大多数示范市县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状况有所提升。到2019年,31.25%的示范市县和谐发展程度较高,17.65%的示范市县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靠后,51.10%的示范市县在发展中侧重一方面,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较低。     

高质量发展下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

构建NSUSBM-SFA-NSUSBM-Tobit的4阶段分析框架,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技术计算了不可分离假设下城市的生态效率,同时通过3阶段DEA模型,将自然因素引入效率测算中.使用Tobit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定量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7~2016年间,不考虑各城市环境差异时,长江经济带综合生态效率均值由0.288增至0.617,增幅114.24%,于2011年跨过了0.4的低质量发展阶段,但低于0.8的高质量发展标准,湖南省增速最快,涨幅213.85%;考虑环境差异后,长江经济带综合生态效率均值由0.150增至0.395,涨幅163.33%,其中上海市增速最快,涨幅311.52%,上海、江苏与浙江的综合效率在大部分年份排名前3位,江西、贵州与云南则排名后3位.创新、城乡协调、政府环境投资、引进外资与推进城镇化均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