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基于558份农户调查问卷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脆弱性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2)从不同喀斯特地貌区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和逆向海拔梯度性,花江高原峡谷区的生计脆弱性明显高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受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影响,具有极弱的风险抵御能力。(3)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而自然和社会的资本风险增加了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人力与物质的资本风险则增加了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环境和生计胁迫下,保障金融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扶持生计多样化经营活动和完善社会网络结构是这2类区域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风险冲击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

农户可持续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但遗产系统的濒危性特点和农业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使得其面临以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为主的风险冲击。笔者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风险冲击→生计资本→生计结果”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风险冲击对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明晰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遗产地农户遭受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时主要依靠动用储蓄、降低现金持有以及减少教育和培训支出等手段来应对,导致遗产地农户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明显减少。(2)遗产地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老龄化、传统农业技术能力减弱以及传统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不足等现状,限制了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的改善。(3)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受市场风险的负面影响更为直接,但从总体上看受自然风险的负面影响更大。基于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应从强化风险冲击应对措施、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推动农文旅有效融合等多方面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准确评估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湿地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为负,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收入”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效应低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减贫/主观福祉”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相较部分退耕农户样本,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在全部退耕农户样本中表现更明显。基于此,针对农户生计选择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增强湿地保护政策与当地居民生计发展的结合力度,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推广经济林木种植和生态养殖业,推动集约化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合理规划和发展生态旅游,鼓励外出务工,引入生态产...     

生计资本能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吗?

农田土壤生态保护是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7年湖北省998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农户,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农户更有可能施用有机肥;(3)就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农户,物质资本影响的主要是负担期和空巢期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负担期和稳定期农户,而人力资本仅对负担期和赡养期农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出相关建议,促使农户施用有机肥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与其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禀赋,文化资本是这些地区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基于敖汉旗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资本,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在农户资本结构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占比较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偏低。(2)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亲环境程度。(3)当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时,在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下,文化资本的增加会抑制其亲环境行为。在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负向影响其亲环境生产。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时,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注传统农业文化力量、提升农户农牧业收入、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文化资本在亲环境生产方面的持续性促进作用等建议。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探究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以江西省25个脱贫县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评价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泰尔指数模型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年均值为0.738,赣南地区高于赣中和赣北地区;(2)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指数总体水平较低,年均值为0.414,赣北地区最高,其次为赣中,赣南最低;(3)2011—2020年,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指数由期初的0.321升至期末的0.342,总体处于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4)脱贫县地区内差异对泰尔指数总体贡献最大,县域农业发展协调性较弱。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差异是导致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提高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     

精准扶贫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差异:以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为例

促进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以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为例,采用InVEST模型、市场价值法和影子工程法综合评估以水源供给、土壤保持、水质净化和固碳释氧为主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基于农户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核算多维贫困指数。在综合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其耦合协调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分类指导策略。结果表明:(1)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25个特困片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 525.05亿元,其中,固碳价值最高。在各地类中,园地平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耕地最小;(2)在25个特困片区的多维贫困中,基本物质需求相对充裕,健康状况贫困、文化教育贫困和社会关系贫困次之,经济收入贫困最严重;(3)由耦合差异分析可知,车拉、藏族等9个片区为生计资本落后型,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和文化教育是制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化的主要因素。南阳、崖城等12个片区为生态资产落后型,林地、园地等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类缺乏制约了多维贫困的持续改善。临江、新寨和大桥3个片区为协调发展型,仅理川片区为衰退失调型;(4)依据不同耦合差异类型及制约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分类指导策略,为精准扶贫战略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西部典型矿业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社会、经济及生态层面实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西部典型矿业地区36个地级市为例,从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方面对中国西部典型矿业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2000、2005、2010和2015年作为研究时点,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对中国西部典型矿业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进行测度,弥补传统熵值法易出现极端值和负值的不足,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通过对西部典型矿业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的测算得知,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呈阶梯状分布特征且其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耦合度分析可知,2000—2015年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数是处于拮抗阶段城市数的3倍,西部典型矿业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程度总体不高,且以低水平耦合为主;协调度分析得知,2000—2015年协调度处于0～0.69之间,以濒临失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为主;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均呈现出明显的由中心至外围空间递减的分布趋势。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石家庄市经济-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气污染较为突出,研究其经济-交通-环境3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对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各系统之间演化方向、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指数由0.42增至0.77,表明研究期该区域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逐步改善。从发展水平看,环境系统(0.53)交通系统(0.39)经济系统(0.35)。从演化方向看,经济与交通系统的发展趋势差异逐步缩小,经济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逐步增大,交通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缩小。从演化速率看,环境系统(0.01)经济系统(-0.04)交通系统(-0.11)。研究表明石家庄市环境质量加速改进,但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增速逐步放缓。     

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与粮食安全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构建适用于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与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S证据理论合成主客观权重并确定综合权重,对2010—2019年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水资源脆弱性和粮食安全进行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表明,2010—2019年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水资源脆弱性和粮食安全呈持续改进优化的趋势,两者得分分别提高6.22%和17.22%。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度上升5.11%,耦合协调度等级从勉强协调升至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粮食主产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主要为低度磨合-农业水资源滞后型、高度磨合-同步发展型,农业水资源系统改进和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笔者据此提出了降低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促进2个系统耦合发展的路径。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甘肃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协调发展

在分析城市化与水资源交互胁迫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对甘肃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自1985年以来,河西走廊城市化水平在曲折发展中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趋势;水资源压力不断增大,并呈现出对城市化具有一定影响的特征。目前河西走廊正处于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协调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二者的耦合状态有不断减弱的趋势。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干旱区,水资源压力随城市化的推进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城市化的发展往往是需要一定的水资源压力为代价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关系不断得以磨合,最终将朝着协调共生的方向发展。     

珠三角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和胁迫验证

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交互胁迫。基于珠江三角洲9市2009—2020年数据,建立珠江三角洲地区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和交互胁迫模型,剖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珠三角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呈稳步上升趋势。在空间格局上,珠三角沿海区域的耦合协调性总体优于非沿海区域;各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旅游经济水平较高,经济落后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可能性较大。另外,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胁迫作用,生态对旅游经济具备强限制作用。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珠江三角洲9市调整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关系,以协调两者平稳优化发展。     

生态示范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借鉴目前国内外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成果 ,依据系统分析原理 ,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与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度和系统协调度 6方面建立了综合测度生态示范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在实证研究中 ,对延安市宝塔区近 8a(1 992— 1 999年 )区域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结果表明 :宝塔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 ,但目前仍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 ,区域发展系统表现为低水平的协调状态     

基于CA-Markov模型的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模拟预测

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关系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土地科学的焦点。基于2000—2015年惠州市遥感影像,通过CA-Markov模型预测研究区2025年土地利用状况,以1 km×1 km惠州市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以GDP表征经济,运用经济协调度模型对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进行耦合,开展时空演变分析及预测,同时采用Getis-Ord Gi~*分析其空间异质性,以此揭示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模拟预测2025年的惠州市土地利用格局与其他时期相比,土地利用效率较高,景观破碎化现象相对于前期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环境协调变化指数在近20 a变化较大,生态经济失调区域面积大于生态经济协调区域面积,空间分布上失衡,生态环境质量低和经济发展过快的两极化现象较为严重,生态与经济协调水平总体不高,发达地区周边的局部区域从不协调向协调转变,并有逐渐扩大趋势。经济协调度空间分布模式从2000年的冷点单一聚集发展为2025年的冷热点2种集聚模式共同分布,同时热点向冷点逐渐迁移。目前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形势较为严峻,但已有转好的趋向,并且空间差异不均衡和两极化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     

生态示范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借鉴目前国内外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成果，依据系统分析原理，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与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度和系统协调度6方面建立了综合测度生态示范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对延安市宝塔区近8a(1992—1999年)区域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结果表明：宝塔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但目前仍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区域发展系统表现为低水平的协调状态。     

陕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关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模型,并将这个耦合系统的演化周期分为低级共生、协调发展等4个阶段,根据耦合度为45°时,耦合效果最佳的理论又可将协调发展阶段分为相对协调、最佳协调、低度协调3个状态.1990-2008年陕西省的城市化综合指数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生态环...     

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策略研究综述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及其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加剧了农户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及其生计脆弱性。农户作为农村社区应对气候风险的基本单元,采取了多样的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策略。笔者在回顾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策略研究的基础上,从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策略的类型及其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户的适应策略效果评价这2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同时还甄别了目前研究中对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策略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旨在促进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及实践。     

基于时空理念的区域协调度模型及实证分析

以区域关系的实质为着眼点,将协调度的内涵界定为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以此为基础,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入手,选择指标构建评价模型,对1990-2003年新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阶段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子系统及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提升,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整体上在逐步改善;从空间上对新疆87个县市协调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空间差异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