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及其对策探讨

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成部分。本文从当前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了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行政等级化的城镇管理制度限制小城镇的公平发展；小城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土地制度设置的不完善；阻碍了土地聚集和人口聚集的同步进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缺少必要金融的支持；小城镇发展规划体制存在较大缺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体制改革对策与措施。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和互动关系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是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对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鲜有研究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利用我国2005—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差异。在样本期的后半段(2009—2013年),多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有所加深。根据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从改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式、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城镇蔓延与滞留型城镇化人口

在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城市蔓延概念的城镇蔓延。在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政府主导的城乡空间转化,将造成其中人口城乡身份识别的困难。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人口聚集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推动下的城镇空间扩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镇蔓延中除了造成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产生两类"半"城镇化人口:滞留型城镇化人口和未市民化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与"离土离乡"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不同,滞留型城镇人口"不离土不离乡"却由于生存空间划分为城镇地区而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变动规模进行分解,发现因为城镇蔓延而产生的的滞留型城镇化人口规模超过进入型城镇化人口,成为农业户籍城镇化中最大群体,且该类人口主要集中在镇区。对这类人口的忽视,将对理解我国城镇进程及其作用产生偏差。而城镇蔓延造成的复杂人口结构需要社会重新考虑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从空间管理向人口管理、率先解决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严格控制小城镇土地城镇化现象,将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差异性影响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维概念,而目前城市化水平常用的单一评价指标只能从某个方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城市化的丰富内涵。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例,通过经济、空间、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体现城市化内涵的四个方面构造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13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大致分为5个层次,南京、无锡和苏州城市化水平最高,常州和镇江居第二层次,扬州、南通和泰州属第三层次,徐州、盐城和连云港列第四层次,淮安和宿迁最低,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从南向北,城市化水平呈梯度下降趋势;从东向西,城市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呈下降趋势。     

江苏城镇化发展质量时空差异分析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分类导引

通过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两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加权求和法综合评价江苏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并分析其城镇化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发展质量的时空差异;依据各地市城镇化发展的不足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分类导引。研究结果表明:近16a来江苏城镇化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均不断提高,苏州、无锡、南京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从各地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来看,表现出明显的快慢差异,苏南地区作为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苏中地区受区位影响紧跟其后,但是对比城镇化发展效率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呈现不同步、不协调问题;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主导因素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驱动因素,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因素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效率提高的主要驱动因素;针对性解决影响其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主要"短板"问题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途径。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分析

在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约束越来越凸显.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研究了有限资源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大小,即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首先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模型,再利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半对数关系推导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模型,然后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尾效"进行实证分析.计量发现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对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大小分别为0.017 678 315,0.114 909 279,0.005 050 95和0.0214 665 3.可见,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作用是最为显著的,其次分别是环境污染、土地和水资源.显然,只有大力提高能源等资源的利用率,将生产方式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且着力提高人们的节约和保护资源环境意识,江西省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成因探析

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从原来的北高南低态势转变为目前东高西低的格局。这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分布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各省区1990年和2000年城市化水平与自然、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农业经济呈负相关,而且受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强烈。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因子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综合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显著增强。     

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分析

以经济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建立相应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和空间极化差异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在于经济发展成果、经济投入和城市化发展,它们对区域经济极化贡献程度依次降低,进一步的评价指标变化度揭示,不同指标对关键因子变动的贡献也不一样,由此得出10项重点控制指标;通过对前两个全局主成分投影的组合分析,发现中部省份的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效果差,着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该地区极化系统得以完善的根本。进一步的综合变动轨迹分析显示,中部地区经济极化程度不强,但经济极化强度随时间正逐步加强,因此,加大对极化程度较强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扶持有助于该区极化系统的完善。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江苏城市化的科学发展观思维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江苏城市化发展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通过对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发展中的定位思考，提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五个科学发展原则。在此战略原则的指导下．回顾总结了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粗放式速度增长与内涵式演变的错位、地域不平衡性与城乡差异性的加剧、城市体系的功能发挥失衡、缺乏区域协调与合作、人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五个方面的问题．并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维为视角．从科学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构筑城市经营效率机制、把握沿江开发契机等措施层面，就全面推进江苏城市化科学发展作出了对策思考。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