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

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需要测算一个极限区间值进行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以促进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落实.但是如何测算这个极限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常规方法组合和关键指标相结合的技术思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首先对城市用地扩展规模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人口数量和GDP分别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确定了城市人口数量对建成区面积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采用逻辑斯蒂模型,依据我国1950-2010年经济数据,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依据1951-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分为三个方案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最后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将人均城市用地规模取值控制在65.0-115.0 m2,计算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结果表明,到2045年,中国的城市化预测水平为79.99％,在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将达到14.97亿人,城市用地扩展规模为77 857.38-137 747.70 km1;若中国人口达到有关研究的预测峰值16亿人,中国城市化水平稳定在80％,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将会是83 200.00-147 200.00 km2.综合以上分析,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应在7.8万km2到14.7万km2之间.     

城镇化背景下济南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以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为例,运用ENVI5.1与ARCGIS10.2平台对1990—2015年四期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济南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特征,在SPSS19.0平台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揭示济南市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城镇化相关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990—2015年济南市土地利用格局有较大变化。从动态度看,1990—2015期间,用地面积增加的地类包括耕地、水域和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的年变化率最大;用地面积减少的地类包括林地、农村居民点和未利用地,未利用地的减少幅度最大。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为济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及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冲突加剧等问题随之产生。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13.7％上升到2002年的44.7％,产生的城市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对江苏省197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城市用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2000年是1991年的1.5倍,人均建成区面积也不断上升,小城市上升幅度最大,为40 m2,特大城市最小,为17 m2,人均建成区面积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呈倒三角形分布,经济发展和用地配置机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城市用地中存在用地效率不高、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等问题,应当加强土地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重庆市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对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抓住用地规模和用地结构两条主线 ,分析重庆市城市发展与城市用地之间的互动关系 :城市经济发展和投资规模膨胀拉动了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大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促进了城市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的逐步优化 ;城市用地总量的适当增加和用地结构的优化支持了城市的发展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在此基础上 ,认为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应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其判断标准是城市用地综合效益的逐步提高     

重庆市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对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抓住用地规模和用地结构两条主线,分析重庆市城市发展与城市用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城市经济发展和投资规模膨胀拉动了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促进了城市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的逐步优化;城市用地总量的适当增加和用地结构的优化支持了城市的发展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在上基础上,认为城市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应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其判断标准是城市用地综合效益的逐步提高。     

我国各级城市用地规模合理性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反思国内外对城市用地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量分析研究了我国各等级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性,比较说明了具体城市现状用地规模的合理与否,最后指出我国在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新增建设用地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为探究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机制,选取1990~2015年间长江三角洲77个县级以上市核心建成区10km缓冲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图斑为研究对象,借助扩展强度、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图斑的成长特征及扩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5年,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平均面积处于周期波动上升趋势,与各阶段国家（区域）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城市等级越高,核心建成区周边扩展规模越大;(2）随着与城市核心建成区距离的增加,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景观分离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扩展强度与距核心建成区距离存在衰减的对数曲线关系;(3）研究时段内,城市扩展模式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内部向心填充式集聚为主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5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离心边缘式圈层扩散为主的郊区化阶段,此阶段大、小城市的飞地式扩展比例明显提升,中等城市边缘式蔓延保持较高的增长比例。针对城市的不同等级及其发展阶段,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规划对于土地的合理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研究

研究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对于优化二者关系、制定城市进程中差别化的土地财政转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财政为城市用地扩张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切入点,论述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系统机理,测算31省(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经济发达省(市)二者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影响程度强,耦合协调度呈献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趋同地域规律。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将31省(市)的二者关系划分为"高度、中度、勉强、低度"协调状态的4类地域。从经济水平、国家发展战略、土地财政规模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土地价格与城市建成区规模及承载城市人口密度、二三产业产值,分析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地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推动土地财政转型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机理与实证

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已成为理论界共识,但较少有文献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效率的改善与技术进步路径能够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和改变土地的利用结构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抑制作用,技术效率的改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的提高、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等途径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研究利用辽宁省14市市辖区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抑制城市用地扩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辽宁省14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每增加1%,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规模0.19%,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能够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7%,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经济增长质量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城市用地扩张起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沈阳经济区,研究结论与14市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对于沿海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区域内的城市用地扩张并无抑制作用。城市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在辽宁省14市、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3个空间区域内对城市用地扩张都有显著的正影响。针对不同区域,基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视角提出不同的对策建议。     

基于数据包络方法的南京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分析

以南京市所辖区城市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土地、资金、劳动力投入及GDP产出的截面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C2 R模型,对研究对象2012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尚未达到最优,土地投入量仍有冗余;主城区规模收益达到最优,郊区及郊县的土地规模可适当扩大;大部分区县用地结构效益未达到最优,集约用地应以用地结构优化为主;土地的资本投入效率高,而建设用地使用的集约程度尚有提高潜力。     

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国策，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充分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提高农户的耕地保护主动性和责任心，对我国耕地保护效果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江西省16个县（区、市）952户农户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对国家耕地政策认识、耕地征用意愿、耕地保护责任认识、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现状。并进而提出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岷江汤坝航电枢纽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长江上游岷江航电的开发对水环境带来的影响,选取岷江航电梯级水库中的第二级汤坝航电枢纽工程为研究对象.利用2016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负荷,通过构造MIKE21水动力水质数学模型,对汤坝建成前、汤坝建成后和Ⅲ类来水情况下渠化河段的水质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支流汇入后的污染带变化,并计算了3种情景下的水环境容量.结果 表明,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污染源负荷主要来源于岷江干流.汤坝建成后,坝前CODcr和NH3-N浓度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劣Ⅴ类;在Ⅲ类来水情况下,坝前CODcr、NH3-N浓度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Ⅴ类.支流汇入渠化河段形成的污染带面积较天然状态下发生变化:除镇江河和筒车河NH3-N不形成污染带以及太和河NH3-N的污染带面积减小外,其余支流水质因子污染带面积均较建设前增加.汤坝建成后,坝址处CODcr的水环境容量减少3280 t/a,NH3-N水环境容减少368t/a,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Ⅲ类来水情况下,CODcr和NH3-N的水环境相比建设前减少,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筒车河三类水质因子水环境容量增加,而镇江河水环境容量减小,建坝前后太和河均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研究可为岷江航电污染源削减及应对措施的指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新疆工业结构研究

本文选取了新疆33个工业部门,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7-2001年和2002-2009年两个时段的工业结构体系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各部门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等指标的计算,并结合新疆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工业部门整体结构较好,但竞争力偏低,主导产业不明确,朝阳产业不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①采用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部门竞争力;②确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③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朝阳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Study on Disturbances and Its Effects on Nature Reserves

1 INTRODUCTION Nature reserves are special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s. They are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s on a global scale (Fuentes et al., 2000), and a necessary method to protect biological resource, spec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system (Zhang, L.Y., et al., 2002). Since the 1970s the research for designing, planning, and managing various kinds of nature reserves has seen rapid development. Many sorts of disturbance factors occurring in nature reserves, …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产业生态学的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介绍了产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及系统分析方法，举例说明了产业生态学在工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并对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作了分析，为进一步开展产业生态学在工业系统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人才支持,但长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偏向城市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造成农业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出现人才"空心化"、产业化人才匮乏等问题。随着农业生产链条的不断延伸及分工与合作的逐步深化,满足产业化需求的人才结构也逐步细化,许多关键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如:推动产业化扩张和规模化发展的规划管理人才,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和产业链延伸交融程度的农业技术人才,促进产业链顺利延伸和产业集群发展的综合服务人才等。当农业农村现有人才存量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时,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合理引导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以及非农籍社会人才回流农业,是确保农业产业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相应的,实现人才顺利回流农业,需通过日益延伸的农业产业链内部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并引导产业化紧缺人才组成专业型或互补型人力资本团队并积极参与产业化过程。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