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动态演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动和引领长江中游地区乃至中部经济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对1990、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1990年,武汉市与长沙市是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形态尚不完备,多数城市游离于网络之外,呈现一种稀疏网络空间结构,分别以武汉市和长沙市为中心形成两个星形城市小群体,构成的线型空间结构;(2)200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结构日趋完整,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联系密切,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南昌市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其中;(3)2012年,南昌市由节点城市升级为中心城市,城市群网络异质性降低,网络扩散更为均匀,空间联系效率整体提高。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直接和成熟;(4)加强城市之间的直接交流联系,以共享目标引导城市群网络构建,走跨省区城市集群联合发展道路,发展多中心网络结构是实现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关键。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专利申请总量为主要指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从时间、空间和地理临近性视角来分析200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分散,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缓慢扩散的演变趋势,出现高水平和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强化锁定,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局部变动的趋势。(2)城市群城市创新类型发生空间转移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差距越小,发生转移的概率越高;反之,发生转移的概率越低;(3)邻域创新环境影响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演变,地理临近性在低水平、中低水平城市创新类型表现不明显,而在中高水平城市创新类型显著增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适配及互动响应

科学诊断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多维适配关系,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演化韧性思想,依次构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评估体系,继而从时间、空间、时空交互3个层面勾勒两者的时空适配特征,最后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两系统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指数从2005年的极不适配(0.397)跃升为2020年的中度适配(0.736),年均增长率为3.926%,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为高值区,城市群内部协调适配的非均衡特征显著。(2)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呈现一定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特征,城际空间协作强度高于空间竞争。(3)短期内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互促关系显著,新型城镇化对生态韧性的促进力度强于生态韧性对新型城镇化的提升作用,较长时段内各系统自我发展的惯性更强。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业发展格局判识及空间体系建构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构建区域性大型旅游联合体的战略背景下,识别现阶段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评价未来旅游业发展潜力和趋势,并构建更为优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空间体系具有现实意义。根据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和生态位态势理论构建了可以分别测算生态位"态"、"势"的区域旅游生态位测度指标体系。根据生态位态势模型算法并结合GIS平台绘制了研究区域旅游生态位"态"、"势",以及旅游综合生态位的图谱。结果表明:(1)旅游生态位"态"值、"势"值、综合生态位最高和次高的生态元均聚集于武汉和长沙地域;(2)与"态"的图谱相比,旅游生态位"势"的图谱更为破碎化,反映了区域旅游发展态势相对复杂;(3)旅游综合生态位一般的生态元集聚形成了以南昌市、景德镇市为双核心的片区,和以宜昌市、襄阳市、荆州市、岳阳市组成的绵延区;(4)旅游生态位"态"值、"势"值以及综合生态位均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但空间集聚类型存在差异。最终根据旅游综合生态位测算结果,构建了"一核引领、两极驱动、三轴串联、四区支撑"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空间体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模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群内的城市辐射能力及其内在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区域内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占多数;(2)城市群内第二、三产业辐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呈现出较强的辐射能力,而第三产业辐射能力较弱,并且其空间分布相对较为分散;(3)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总体较弱,辐射范围和辐射强度都有待加强;(4)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省际城市之间联系贫乏,城市间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辐射网络。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城市-社会-环境耦合度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为例,构建了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评估了36个城市2011~2013年的耦合度,并利用GIS技术分析系统的得分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比较相似,三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存在显著性的地区差异。36个城市生态环境得分均值很高,城市之间差异很小。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明显存在3个高耦合度的聚集区域,即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南昌(含鄂州、黄石和九江)城市带和鄂北4市,即十堰、襄阳、宜昌和荆门。最后,36个城市之间耦合度的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关系及其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群内历年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四大城市圈（群/带）的生态效率存在不平衡性,武汉城市圈的平均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再次,襄荆宜城市带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且部分地区存在“污染俱乐部”现象。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需要城市间的有效合作和协同行动,应该统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效率时空变化及溢出效应

选取2008～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城市创新效率并揭示其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城市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效率整体呈波动变化趋势,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其中南昌、武汉、宜昌、荆州和长沙等城市创新效率相对较高,景德镇、鹰潭、新余、孝感、岳阳和常德等城市相对较低。(2)城市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以武汉为核心、南昌和长沙为重要创新节点,向周围城市逐渐递减的特征,其中高效率地区由西向东演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较高效率地区由分散布局转向相对集中分布,中效率地区集中成片分布,而低效率地区散落式分布且有减少趋势。(3)城市创新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对关联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形成“涓滴效应”。(4)地区经济发展、教育支持和交通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有负效应,市场结构、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能促进本城市创新效率提升,但对关联城市有负向溢出效应;固定资产投资对本城市创新效率有阻碍作用,但能促进关联城市创...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效率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效率进行测度评价。结果发现:长沙、天门、常德、黄冈、南昌、景德镇、武汉、娄底、新余、衡阳、仙桃、鄂州、潜江和九江为城市效率相对高水平区;抚州、湘潭、鹰潭、上饶、岳阳、黄石、荆州和株洲为城市效率相对较高水平区;萍乡、宜春、益阳、吉安、咸宁、孝感、襄阳、宜昌和荆门为城市效率相对低水平区。在此基础上,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效率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但并不显著。     

长江中游流域自然环境的对称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长江中游流域的区域地貌、水利特征以及自然环境的演化过程，均表现为明显的轴对称特点，对称轴为南北向的幕阜山-罗霄山山脉。而分属于长江中游流域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的湖南省和江西省两省的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具有相似的对称性。不仅表现为主要城市的地理位置呈轴对称分布，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在省内所处的地位，也呈对称性。自然环境的对称分布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对称性发展有重要影响，从对称性观点出发，武汉、长沙、南昌三个大城市正好位于对称三角形的顶点，可构成中国中部的经济金三角，其形成和发展对中部崛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湖南、江西两省自然环境的对称性，决定了两省经济发展的可比性，两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互相参考、互相借鉴、共谋发展战略。长江中游自然环境的对称性是由区域地质构造和构造运动控制的。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中下游流域旱涝急转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基于长江中下游流域75个雨量站1960~2012年的日降水资料,通过定义长、短周期旱涝急转指数,全面地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旱涝急转的趋势变化和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长周期旱涝急转表现为以涝转旱事件为主,且存在由旱涝急转事件向全旱或全涝事件过渡的趋势,短周期的旱涝急转发生频率较高的也是涝转旱事件;(2)长江中下游北岸多发生旱转涝事件,南岸则多发生涝转旱事件;(3)1998年和2011年6~7月短周期高强度旱转涝事件发生在长江北岸,涝转旱事件发生在南岸地区;5~6月与7~8月旱涝急转事件强度分布则呈相反状态;(4)总体来说,长、短周期涝转旱频次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旱转涝有轻微增加的趋势。7~8月则较为特殊,湘江流域涝转旱有增加的趋势,洞庭湖地区涝转旱显著增加,此研究结果可以为长江中下游流域防洪抗旱工作提供一定的依据。     

长江中游盆地地质环境系统演变与防治对策

在构造沉降,泥沙淤积及人工围的相互的相互作用下,长江中游盆地质环境系统分割为演变化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堤外水域成为人工过饱盆地,堤内垸地成人为人工饥饿盆地。,长江某些区段及洞庭湖 水位抬升,垸地高程不断降低,洪涝渍害不断加剧。     

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和协调发展关系和含义的探讨,对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作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协调发展的潜力与有利条件,以此探索实现上海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方式和有效途径。认为,尽管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作与协调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限制因素,但出众地具有经济作与协调发展的诸多潜力与有利条件：（1）两地具有经济协作和协调发展的强大政策优势;（2）长江中上游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将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3）产业互补性强,有深远的合作前景;（4）各具区位优势,市场潜力巨大。     

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区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昭通市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长江生态屏障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以金沙江区段为主的长江上游地区在流域生态屏障建设中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实地调研,以地处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下游、滇川黔3省结合部的昭通市为例,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互动机理。首先分析了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指出优化产业结构是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昭通市应通过高效生态农业、环境友好型工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