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研究

采用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探寻影响中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变化的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处于0.854-1.050之间,整体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0-2011年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1.821,0.559和0.381,生态效率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0-2011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效率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指数取值范围在0.236-0.400之间),表明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近邻效应显著;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80%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H-H集聚和L-L集聚),其中H-H集聚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生态效率的重要增长极,有着较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而位于L-L集聚区的西部、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及东北三省则在空间分布上较稳定。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节能减排效果;二是把握区域发展特征,因地制宜促进发展;三是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寻求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价,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点。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绿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较好的西南省份。(2)在变动趋势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3)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绿色发展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2013—2016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且2013年到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仅有7个,反映出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4)从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源利用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明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增强,而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减弱,即环境领域的竞相向上趋势是驱动绿色发展从集聚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5)从收敛性趋势来看,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长质量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差别。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与分异特征

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将空间效应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其空间收敛性,并分区域、分时段讨论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增长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②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空间条件β收敛的速度为0. 105,条件收敛速度显著快于绝对收敛,空间因素对收敛趋势具有加速效应,使得地区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③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同样显著,空间收敛速度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不同地区间收敛速度均大于经典收敛,这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存在关联性,而除2004—2016年外,其他时段的空间收敛速度均高于经典收敛速度,且表现出逐步递减的变化过程。由于空间收敛性的存在,各地区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资源禀赋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邻近地区之间应加强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态合作机制、生态政策联动机制。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2)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3)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4)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测度与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选取199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能力结构关系模型,测度中国各省域的创新能力,揭示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1998～2017年各省域的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不同省域之间的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距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已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超,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2)在省域创新能力耦合网络演化过程中,耦合网络的密度与强度都有明显增强,极化特征明显,耦合网络空间范围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全国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网络分布格局,省份间在开展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小团体集聚现象;(3)各省域在协同创新中获益的差距不断扩大,省域协同创新获益格局在地理上呈现出集聚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成为我国协同创新获益较高水平的第一梯队,江苏-上海是我国省域间协同创新获益最多的一对省份.     

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

农业已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源头之一,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可以为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指导。基于200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再利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绝对β收敛性检验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追赶效应",最后选取参数对比法测算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基尼系数均值为0.039,整体差异变化呈现"U"型态势,这说明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整体相对差异具有明显的波动演进趋势。各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地区其下降速度并不一致,东部和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全国和西部下降速度次之。(2)2001—2018年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Moran’s I整体为正,Geary’s C整体小于1,LISA集聚分布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这些结果均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低)相邻省份相对集聚,呈现出比较强的空间集聚模式。(3)绝对β收敛性结果显示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的农业碳补偿率都存在"追赶效应"。趋同理论下的参数对比法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大,平均碳补偿潜力为42.72%,明显高于东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7.05%)和中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9.40%)。就区域内部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高的省份分别为福建(59.23%)、湖北(47.63%)和甘肃(64.85%)。因此,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并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能早日实现中国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绿色经济效率(GEE)提升是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该研究基于Undesirable-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我国大陆30个省份的GEE,利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法,探究GEE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GEE呈"U形尾波"的阶段性特征,整体上由"小差距高效率"向"大差距低效率"动态演进,区域间形成"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异格局,"分化"与"极化"现象日益加剧。②GEE存在显著的"倒U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异特征,"极化-涓滴"效应有所凸显。其中,GEE热点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零星面状分布向沿海带状蔓延的演进格局,次冷点区范围有所缩小,而次热点区和冷点区变化微弱,空间格局基本稳定。③GEE提升的驱动力全局差异不突出,但局域尺度差异显著。东、中、西部GEE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分别是:东部为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中部为能源强度、教育投入和市场化水平;西部为人力资本、能源强度、城市规模、教育投入、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基于此,东、中、西部要因势而谋、因地制宜。东部需激活技术密集型地区的"长板优势",发挥科技创新的"滚雪球效应";中西部需挖掘资源禀赋,推进新能源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同时,要推进整体信息化建设,强化网络引领。     

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构建反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内涵的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借助Arc 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市均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到2016年实现较低水平协调,多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②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最多,北京、廊坊和保定三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此三地对周围临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更强。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实现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①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推动京津两地优势资源向河北溢出和辐射。②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③根据耦合协调度"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差异,三地政府还需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     

中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水资源、能源、粮食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如何保证水资源-能源-粮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3—2015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并结合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子系统及综合评价指数水平较低,呈现上升态势,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我国水-能源-粮食资源禀赋分布格局相一致。②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度已处于高水平,但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呈现出稳定上升态势,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各地区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呈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集聚状态明显,但分布格局不够稳定,易发生变动。④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技术进步、教育、人口和农林支出。因此,国家应针对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水、能源、粮食与产业布局及行业外部影响的关系。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水、能源、粮食的利用效率,保证协调发展的质量。各省市则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弥补短板,促进其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及驱动因素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我国构建现代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集聚综合测度模型,探索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趋势,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总体集聚程度较低,行业集聚不充分,地区集聚不均衡,各细分行业集聚态势差异明显,空间集聚逐渐向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趋势发展;(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邻近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具有较强相互带动作用;(3)城市化水平、研发强度、制度环境因素、知识存量总体上是驱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力量,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对不同地区影响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明显的阶梯分布特征,相邻省会或直辖市变量弹性系数空间上呈显著的连片分布特征,集聚驱动因素空间外溢效应明显。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市集聚区的空间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布局集群化现象明显。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很难深入刻画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因此,运用Kernel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市集聚区的空间演进过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①1986-2007年间,吉林省城市空间分布集中表现为4个城市群组集聚区;②吉林省城市集聚核心区为长、吉两市;③1986-2007年间,吉林省城市空间格局在中东部方向的拓展较为明显,而东部和西部城市空间分布密度变化不明显,其省域空间分布具有中东部偏密集/东、西部较稀疏的空间格局特征;④吉林省城市分布空间的节点结构呈现多空间层次的结构特征。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是影响其生态保护力度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对各省份生态保护力度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从策略性行为选择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市场化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并以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机理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均显著提升;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减,南方地区大于北方地区的格局;而增速则相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增,南方地区慢于北方地区;地理分区之间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梯度差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当前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2)本地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溢出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地理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逐底竞争”,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反向;经济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竞相向上”,其空间溢...     

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特征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省域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重构了城乡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各个省市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城乡空间、城乡经济、城乡社会、城乡文化、城乡生态"5个维度中稳步上升,区域差异呈现出"两升一降"的"N"型变化趋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即在东西方向上存在较为稳定的"东高西低"的空间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存在"两端低中间高"的空间趋势;城乡一体化水平全局上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局部上城乡一体化水平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的省市,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和政府行为均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