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煤炭资源型城市环境效率及其环境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绿色环境效率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效率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异质性环境污染排放角度出发,选取了四种环境压力指标,采用非径向的Slacks Based Model（SBM）模型和Sequenti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山西省2003—2016年11个地级市的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山西环境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维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山西省整体的环境效率仍有25.31%的改进潜力;中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值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但是三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值都呈下降趋势。（2）山西省环境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4.63%,其中技术效率对环境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效应,而技术进步是环境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3）环境规制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环境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环境规制效果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不同城市的空气污染现状与年际变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正在经历着明显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是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体现,论文从影响环境规制的多种途径和渠道出发,将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原因分为三种因素,包括来自企业等利益攸关者的环境规制执行阻力、来自社会的空气污染改善受益方的环境规制执行压力和政府本身的环境规制执行能力。论文着重阐述了这三种动力内容,并利用空气污染指数(API)数据制作非平衡面板模型,对这三种动力因素与规制执行效果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环境规制执行阻力和环境规制执行能力显著地影响规制执行效果。教育等社会因素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压力也能够对环境规制执行进行一定的推动。     

环境规制、声誉诉求与亲环境行为绩效的研究

基于肉鸭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Tobit模型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肉鸭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绩效的影响,在分析养殖户行为绩效组间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通过养殖户行为间接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声誉诉求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绩效,且环境规制中引导型规制的作用最强,养殖户对个人社会关系的声誉诉求更能促进养殖户行为绩效;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和教育程度差异,而且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规制和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作用开始显现;环境规制和声誉诉求通过交互效应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的同时,通过影响养殖户行为间接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为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应在考虑目标群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适度环境规制政策,在提升政策有效实施的过程中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技术培训,通过强化声誉效用提升养殖户认知、促进养殖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处理,进而优化肉鸭养殖的资源配置,实现肉鸭产业可持续发展.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异质效应

基于2013~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果以及经由技术、结构、外贸对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诅咒;提升技术水平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方式;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提升;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呈现促进资源产业占比的趋势;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加剧了资源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挤出;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尚不能通过优化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显著的经济促增效果.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北部湾经济区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资本构成三E系统。（2）生态资本利用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关系。（3）生态资本供需、流量利用及存量占用与环境规制显著空间正相关,环境规制抑制了存量占用及资本供需和流量利用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空间正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高了资本供给需求与流量利用,也增大了存量占用。（4）交互效应显著抑制了两者对资本供需与流量利用的影响、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存量占用的影响,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存量占用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区域生态资本管控有实际意义。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研究

结合国际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将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划分为政府立法、政府执法和公众参与。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公布》（2001－20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了这三种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对中国环境规制效果作用最大的是政府执法，其次是公众参与和政府立法。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优化考核机制、明确权力划分、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而环境规制作为人类对环境的主动调节行为,能够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以成本-效益理论和效率-水平理论为基础,分别构建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在时空格局上呈现高度吻合,两者均以京津为双峰值点,并向南北两翼梯度递减。之后,采用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协调类型进行划分,从而判断两者协调性状况及时空演变特征,结论如下：1）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两者相关系数为0.82,但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不协调状态同样显著,两者基本协调的样本数仅占样本总数的13%,说明正处于初级协同阶段;2）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达到高水平的城市仅有北京市和天津市,但两者整体水平增强态势显著,石家庄市、唐山市等次级中心城市,以及秦皇岛市、沧州市等经济较发达城市已由低水平步入中等水平;3）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呈现圈层状空间格局,主要分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围圈层3个圈层,且核心圈层协调性优于中间圈层,再优于外围圈层。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的相关分析

认识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以求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文章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和自回归分析模型,对1995～2004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的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增加1%,则污水排放量增加0.582%,经济发展伴随着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说明西部地区目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部分。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水环境的规制和治理,改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质量之间的这种两难关系。还表明自回归模型对于西部地区水环境质量的预测也是有效的。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

海洋塑料污染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全球环境问题之一.关于海洋塑料污染规制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以及相关国际软法与区域机制.但现有相关国际规则呈现碎片化特征,在专门立法与陆源海洋塑料污染规制等方面存在空白,在实施和遵约方面也存在困境.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推动...     

区域环境与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研究

常用环境与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与经济协调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解决该问题,通过确定区域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对系统间协调度的研究,完成对区域环境的定量分析;通过分析建模思想、建立模型,完成资源经济协调发展分析优化模型的实现.设计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通过上述方式建立的定量分析优化模型,打破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改善环境与经济协调程度之间存在的局限性.     

中国区域环境绩效及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二氧化碳为非期望产出,基于序列DEA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环境规制强度指数、Malmqul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9~201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环境技术效率、环境规制成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四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波特假说的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呈现东-东北-中-西依次递减的演变格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环境规制成本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环境规制强度与全国及四大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支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技术进步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只有中部区域支持波特假说的存在,西部区域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的规制过高会对技术进步带来消极影响;环境技术效率变化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及四大区域均支持波特假说的存在,碳排放规制强度的加强,会推动各地区在不同时期追赶最优生产前沿面的程度.     

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环境效率评价

构建NSUSBM-SFA-NSUSBM-Tobit的4阶段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213个城市的截面数据,运用NSUSBM模型,计算了可分离与不可分离假设下城市的环境效率,同时运用3阶段DEA模型,引入了自然因素.并使用Tobit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分析了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效率均值为0.49,整体效率不高,地区差异明显.对部分高质量发展城市而言,相对优异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管理低效率,其管理效率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对低质量发展城市而言,GDP与污染的不可分离性是造成环境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创新能力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模型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明显负相关,同时城乡差异越大,环境效率越低;政府的环境投资与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城市环境效率;开放和引进外资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提升效果;城镇化有助于提升环境效率.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航空企业碳排放效率研究

为识别航空企业碳排放管控水平,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模型,研究我国6家航空企业2011—2019年的碳排放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并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究航空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航空企业的碳排放效率在样本年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相较于2016年,2019年行业碳排放效率增长6.38%,企业碳排放控制水平有明显提高。碳排放效率变化方面,技术进步与碳排放生产率指数呈现出同方向变化,是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不同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方面,客座利用率和燃油成本规制对航空企业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客座利用率和燃油成本规制分别提升1%,碳排放效率分别提升1.524%和0.166%;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现阶段资本结构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优化企业运营和调整企业资本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冷眼向洋看世界--透视当代国际环境关系

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际始终存在重大分歧。在国际竞争中，国际环境关系从全球环境问题的冲突为主要矛盾转变为环境与贸易的竞赛。国际环境履约的不协调，充分反映了国际环境关系中南北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未来的国际环境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冲突并存的两个极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