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发展动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以及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亚太地区主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历程,并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发展动态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适应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已经获得了与减缓同等的重要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谈判议题已经从初期单纯关注资金及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发展到实施具体的适应计划和行动,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6年以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或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包括法律、框架、战略、规划、行动方案等,最不发达国家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支持下相继开展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规划》的编制工作,因此制定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宏观政策以规划和指导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已成为必然趋势。从2007年开始,我国陆续在国家、地区和部门层次上制定了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表现形式、制定依据、战略定位、内容构成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包括缺乏专门的战略或规划、相关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政策的国际视野不足、政策落实的责任不明确、缺乏相应的监控和评估机制等。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脆弱性和风险评价技术研发,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制定、影响评估和实施机制的方法学和技术研究,抓紧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或规划,并重视其国际视野和战略定位。     

中国城镇化态势分析和可持续城镇化政策建议

在阐述今后15年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区域发展、政府管治等四大挑战之后，分析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0．6、0.8、1．0和1．2个百分点的4种态势。如按1978—2002年城镇年均提供636万人就业考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不宜超过0．7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城镇安排595万人就业，则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所有4种态势，土地短缺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就可持续城镇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①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②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③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④统筹城乡规划，加强对经济区发展的引导；⑤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⑥建立多元化的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大力吸引民间和国际资本；⑦全面推进城镇管理体制创新，制定公众参与政策；⑧坚持按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办事，控制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热情。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对策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中国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讨

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调研,本文探讨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结合西部地区的现状与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趋势,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求,阐析了其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压力与阻力,提出了促进中国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滞后,各省(区)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极不均衡.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镇化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故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其区域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同时西部地区尚处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正相关期,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西部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存在进一步遭受损失与破坏的威胁.这些将会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转而成为其城市化的严重制约,给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据此,文中提出建议,未来西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推行“二元”城镇化发展战略,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鲜明的小城镇;进一步完善西部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以各级政府支持管理为先导和主导,尝试采用“公私营合作”(PPP)融资模式,重点推进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构建长期稳定的绿色城镇发展战略,推进城市绿色文化、建设绿色城市,筹措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发展基金、发展城市绿色产业;立足功能分区并结合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城镇化发展,依托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结合“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推进城市群建设.     

清洁生产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及中国推行清洁生产的进程

为促使清洁生产在新的世纪里持久深入地进行 ,有必要对其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总结 ,也非常有必要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判断预测。本系列文章共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了世界范围内及我国推行清洁生产的进展情况 ,第二部分归纳了国际上清洁生产的成功做法和发展趋势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未来几年内的清洁生产工作重点     

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

城镇是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中心。矿物燃料为主的一次能源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也是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基本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发育不断走向成熟,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日趋强烈。这种消费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所不同者,在产业发展政策和能源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不尽人意: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甚至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如此;第二,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缓慢、特别是进入国家城镇化快速发育阶段后的表现更是如此;第三,能源产出效率提高有限,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此能源消费特征,对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育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建议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和提高城镇能源消费质量。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托Black、Henderson城市化模型和Stokey污染模型,在最优化框架下推导城镇化、人力资本积累、清洁生产和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都是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城镇化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等渠道来抑制地区碳排放。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三个城镇化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三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城镇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来抑制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也即人力资本积累会降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最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清洁生产也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清洁生产渠道也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相比,清洁生产渠道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边际影响显著性降低。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的作用是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高碳锁定"的关键路径。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民工发展的特点和问题.首先从大中城市的利弊分析入手,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然后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指出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服务韭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结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的就业力度的关键;进而从体制上探讨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总之,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

在我国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化。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归纳，进而将中国三大都市圈与日本的都市圈进行比较。结论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都市圈化。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还能实现国家和区域的人口-经济-生态的平衡。都市圈化的推行。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口高度聚集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成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支撑点。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之闻、沿海与内地之闻的体制鸿沟和贫富鸿沟。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huge migration of rural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bad order,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he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which causes ＇urban diseases＇ in China.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 Discussion with Two Prevalent Views

Two prevalent views are reviewed on China＇s urbanization firstly. Then,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quadrants map, using data of 118 countries or are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excluding the data of China has slowed down gradually. A further exploration examines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ime, which reveals that both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long to the low-grade coordination pattern. The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ow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ually, China＇s urbanization gap appeared during 1985-1995, but it has been eliminating this urbanization gap since 1995 as a result of rapid urbanization growing. The complicated realities revealed in this analysis challenge the existing two prevalent views.     

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一个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发展框架

对中国农村人口问题有两种不弼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一是城市化。二是城镇化。由于“城镇化”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城镇化”=“城市化“ “乡镇化”其框架所明含的“乡镇化”倾向必然存在下述显著弊端：选择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农村化乡镇框架；将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压力产生短期缓解而长期困抗的不良后果；将会导致资泊配置的浪费；将会导致后果严重的长期环境污染；违背了农村人口的最优化理性选择；乡镇企业存在和发展主妻理由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中国农村人口目艇t性发展的战略框架是：必须和只能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尽快理智而清晰地确立城市化的惟一发展战略；尽快建构“教育化 城市化”的提升国民素质的社会发展框架；尽快把县级城市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根本空间选择和主要社会载体。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应尽快通过镧度现代化而开辟出一条农民市民化和人口现代化的制度通道。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多尺度考察

通过对单体区域在时间序列上的分析和对多个区域面板数据集综合水平的横向比较，本文在多个尺度上验证了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城市化过程的“资源诅咒”假说，并且通过在省际层面上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理论检验，也得出“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的结论。文章还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产生限制作用的作用机理。认为这种效应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和“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在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