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结构随机聚集分形研究——以南京市旅游景区(点)系统为例

根据旅游景区(点)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特征,以南京市旅游景区(点)系统为例,采用随机聚集分形的方法对其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景区(点)系统的演化类似于有限扩散集团凝聚模型,得出景区(点)系统空间结构是分形的,具有比较明显的随机聚集分形结构,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上表现为不同的系统演化时段,空间结构上的向心性作用也有强弱之分,从系统的聚集中心向四周是景点密度衰减的。指出随机聚集维数的测算与分析是景区(点)系统空间结构自组织优化趋势的判据,同时提供了优化的途径。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GIS的重庆市旅游资源评价、分析与规划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主要自然和人文景区(点)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借助GIS技术,对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的旅游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作用,人文、社会景观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分布上,重庆市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圈状”的分布特征,地域空间分布不平衡。最后,在GIS技术支持下,对重庆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规划,得到4个结构区,并提出每个规划区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1906—2019年间我国574个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发展可分为探索(1906—1948年)、快速发展(1949—1959年)、慢速发展(1960—1992年)和高速发展(1993—2019年)四个阶段。(2)空间上呈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地区间不均衡程度高,形成了以北京、江浙沪交界及广州为核心的三个高密度区;整体呈现东南沿海多,中部过渡,西北内陆少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演化,凝聚形态一直延续,地理集中度逐渐下降,地区间的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3)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地方人口数量、经济及旅游发展规模等,呈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演化及大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入境旅游是大都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上海市入境旅游数字足迹大样本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探索大都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都市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入境旅游流总体上呈现高中心集聚,空间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分布。在主城区围绕CBD/RBD、核心吸引物、文体场馆、特色街区及交通枢纽集聚,并绵延成片;在外围区围绕旅游吸引物集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2）跨区域模式是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空间行为轨迹模式,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放射的中心扩散主导特征。（3）入境旅游流整体网络核心与边缘节点间的等级及联接程度差异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与均衡发展的态势。（4）新世界、田子坊等文创旅游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等级和中心性持续提升,世博遗产的中华艺术宫对网络结构影响显著,集聚扩散功能日益增强。（5）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并形成有效集聚;充分利用大事件影响,进行主题开发,整合边缘节点与区域资源,打造网络增长新空间;强化公共体系建设,联动核心边缘节点等,是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2008—2018年APEC旅游流网络,运用SNA方法和QAP方法,对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APEC旅游流网络密度持续增加但仍旧较低,网络结构尚不稳固。网络中心化趋势有所减弱,旅游供给市场更加多元。（2）APEC旅游流网络节点间中心性水平差异明显,形成了以中国、美国为首的第一梯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以新西兰、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梯队。（3）APEC旅游流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且具有稳定性,核心区节点间的旅游互动最为频繁,边缘区对核心区的反哺效应明显。（4）区位要素是影响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等要素对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有所下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优化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作用有所上升。     

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从城乡聚落规模的大小、结构、分布三个基本属性出发,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为案例地,以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揭示了1995-2015年间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聚落数量显著减少、用地规模显著增加。(2)城—镇—村规模结构从"凸字型"经"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方向演化;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城乡聚落的成长速率不同;城乡聚落的齐夫指数偏大但增长放缓,规模结构总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3)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不断增强,但极化发展速率逐渐减小;空间集群分布特征显著,聚类中心分布趋于均衡化;城乡聚落用地的时空变化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城镇用地变化为主。(4)驱动机理是由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四个主要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四轮"驱动过程。     

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的分形研究

分形分维是度量不规则系统自相似性程度大小的参数,以往对安徽省地质灾害的研究一直都限于对其定性的描述。本文采用分形理论对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的计算,结果表明: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分维值为1. 4847,崩塌与滑坡、地面塌陷和泥石流的空间分布分维值依次为1. 3756、1. 1074和1. 0902,相关性系数R~2均大于0. 98,分维相关性强,自相似性明显;降雨量、海拔、地貌和地层影响着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的分形特征,而水系和断裂空间分布分维值(1. 5825、1. 5111)与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分维值接近,表明两者是影响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分维值图显示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分维值由北向南逐渐增大,西南部和南部分维值较高,与实际该区域的地质灾害发育程度较强烈、灾害数量多、密度大相吻合,且其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分维值与安徽省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分维值接近,存在较好的自相似性,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故利用分形理论研究地质灾害分布成因以及对地质灾害区划和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疆喀纳斯景区道路灰尘的磁学特征及环境意义

为了验证环境磁学方法监测旅游景区道路灰尘环境的可行性,以新疆喀纳斯5A级景区道路灰尘为研究对象,采用磁测和统计方法对其进行磁学特征、空间变异特征及环境意义研究。结果显示,道路灰尘样品磁性矿物含量偏高;载磁矿物以亚铁磁性矿物为主,同时含有一些不完全反铁磁性矿物;磁性矿物粒度主要是多畴和稳定单畴粗颗粒;考虑到研究区远离工业区、城市等污染源,景区道路灰尘样品磁性增强主要来自旅游交通活动输入的磁性污染物颗粒,其次来自路旁表土和自然大气降尘;从道路样品磁性参数的空间分布看,χ_LF、SIRM、SOFT的空间变化趋势类似,高值区位于景区换乘中心,中值区出现在湖口区域和通往新村和观鱼亭的主干道,低值区分布在新村和通往湖口别墅区的主干道。景区不同道路旅游交通流量和强度是形成磁性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因。研究发现,环境磁学方法基本具备大范围监测景区道路环境质量、圈定潜在污染范围和判别污染物来源的潜力,可以为景区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一种异养生物膜(heterogeneous biofilms)活细胞生物量的空间变化

根据文献数据研究了一种正常发育的异养生物膜中活细胞生物量的空间变化特征,运用双自然对数相关分析和分形几何学分析方法发现：异养生物膜中活细胞生物量与生物膜的表面积或面积之间具有显著的双自然对数正相关关系;活细胞生物量在空间上呈现异速生长特性和分形几何学生长特征;活细胞生物量的分维值（D）指示了活细胞生物量在生物膜中空间分布的非均匀程度,并因随生物膜发育阶段变化而能够指示生物膜系统的发育演化进程,将生物膜活细胞生物量和分形几何学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相对目前流行的像素分析法更为简便的认识生物膜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的新方法。     

盘山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调查分析

采用旅游环境容量的综合实现的定量评价模型,结合盘山风景区环境特征,分析了盘山风景区的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旅游空间环境容量、旅游设施环境容量以及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心理感应环境容量.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空间环境容量和旅游设施环境容量是盘山风景区旅游业发展的瓶颈.景区开发管理部门应适当增加山体游览线路的长度,适当增加文化、娱乐设施,以充分开发景区旅游资源.     

天山天池景区道路灰尘磁学特性及其环境意义

为验证环境磁学方法监测和预测旅游景区道路灰尘环境的可行性,以新疆天山天池5A级旅游景区内道路灰尘为研究对象,共采集道路灰尘样品40个、道路旁表土样品35个,并对其进行环境磁学分析。结果表明,天山天池道路灰尘磁性主要由亚铁磁性的磁铁矿主导,含有少量不完全反铁磁性矿物,主要以多畴(MD)粗颗粒和稳定单畴(SSD)为主,伴有极少量的超顺磁性颗粒颗粒(SP);景区道路灰尘样品磁性增强与人为交通活动产生的磁性颗粒外源输入密切相关;从道路样品磁性参数的空间分布看,χLF、χARM、SIRM、SOFT的空间变化趋势类似,高值区位于民族文化村和纪念品商店,中值区出现在天山奇石馆,低值区分布在定海神针和秀水山庄。景区不同道路旅游交通的流量和强度是形成磁性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因。研究发现,环境磁学方法基本具有大范围监测景区道路环境质量、圈定潜在污染范围和判别污染物来源的潜力,并能为景区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提供了参考依据。     

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响应格局演变——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以江苏省为例,构建旅游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响应指数,在研究景区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响应的空间差异,并探讨了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响应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结果表明：江苏省旅游景区分布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内部差异巨大;高响应区域单元数量明显增加,且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地区;响应格局在全方向上的均质性较好,但在各个方向上的差异切换较快。根据响应指数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将所有单元划分为6 种类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分为表征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内在层面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各个因素的作用机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单元的调控措施。     

我国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空间分异

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旅游资源的供给能力。通过对不同省市、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的数理统计与空间展布,分析我国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省域空间差异和类型空间差异规律。结果表明:我国5A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特征与人口分布规律较为一致;区域差异与类型差异可供景区规划布局和旅游者决策参考。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入境游客空间特征与移动轨迹——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用户分享内容中的地理标记数据成为旅游流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南京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8年Flickr平台内南京地理标记照片为基础,利用DBSCAN算法、ArcGIS 10.2等方法与技术探究南京入境旅游热点区域、游客移动轨迹特征及模式。研究结果显示：（1）南京入境游客访问峰值出现在3-6月及10月,以一日游为主。（2）南京AOI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历史城区是南京入境旅游最热门区域,其AOI分布与旅游景区、商业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高度重合;中心城区的AOI分布数量次之,钟山风景区是其热度核心,深受热衷历史文化的游客追捧;郊区的AOI分布数量最少,基本与当地旅游景区相吻合。（3）单日游和多日游的游客移动轨迹网具有显著差异性,分别体现在网络范围、网络体系、旅游对流及转移差值4个方面。（4）南京入境游客移动轨迹模式可划分为区域内部移动轨迹模式和区域间移动轨迹模式。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别针对历史城区、中心城区及郊区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