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选择

中国现有118座资源型城市,资源型产业曾为地区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但多年的开采和使用使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上资源型产业高投入、高消耗、占地广的特点,使现阶段的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遇到瓶颈,亟需进行产业转型。以中国的资源型城市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现阶段资源型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的转型模式。     

山西省绿色转型发展现状评价及路径研究

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4个层面构建了切合山西省实际情况的绿色转型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及聚类分析方法对山西省的绿色转型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政策背景,提出了山西省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路径,以实现山西省均衡快速的绿色转型发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潘岳副局长谈文明转型和新文明

什么是文明转型?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什么是新文明?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即是新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更大的和谐。(摘自《环境经济》     

安徽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和产业增长方式调整转变,旅游业转型升级成为提高旅游业经济效益,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分析安徽省旅游业转型升级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优势条件与制约因素,提出安徽省旅游业在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产品、旅游企业、旅游市场、旅游人才等方面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对策。     

资源型经济转型策略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运用资源型经济的形成机制理论及相关理论方法剖析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主要症状,运用资源型经济的规避和转型机制理论提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策略和实现途径,为资源型经济地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国家战略实施载体,成为全国引进外资密集、高新技术集聚、经济增长迅猛的区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园区的快速扩张,开发区面临着土地资源既浪费严重又非常紧缺、能源供给紧张、环保压力增大、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金桥开发区结合自身特点,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改造传统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优化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了园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以生态创建为抓手,积极引导园区企业加强节能环保,使整个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获得提升。     

资源型区域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的耦合机理

长期来看,资源型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资源耗竭问题。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需要通过发展新兴产业以实现区域内的产业转型,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互作用,两者之间的耦合机理在于技术创新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新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的进步。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煤炭企业转型能力与转型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2年21家上市煤炭企业的面板数据,对煤炭企业转型能力与转型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转型能力对转型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五大能力维度中,转型文化重塑能力对安全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经济绩效促进作用最强的是转型战略规划能力。为了顺利转型,煤炭企业必须着力培养转型能力,打造高素质、善学习的高管团队,加强新领域人才储备,加大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力度。     

基于泉林模式的循环经济产业转型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而循环经济是产业转型的一个方向.选用循环经济产业转型较典型的泉林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泉林模式的实现基础和产业组成,并进行因素分析和比较研究.研究得出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是循环经济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以创新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行业内产业集聚和规模企业跨产业集聚的建议.     

中国绿色转型测度与绿色消费贡献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性绿色转型指标和指数体系,测度了中国2004—2018年绿色转型进展。从计算结果看,2004—2008年,绿色转型指数逐年大幅提高;2009—2015年,绿色转型指数上升趋势减缓;2016年以来,绿色转型指数出现略微下降,其中,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指数的增大对整体绿色转型程度的提高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增速开始放缓,消费领域绿色转型指数下滑趋势明显。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转型,针对消费领域亟待构建形成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强化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使得绿色消费成为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新抓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生态环境科技转化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探索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部署任务的抓手，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绿色发展战略、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本文通过对我国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国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由于存在“不愿用”“不易用”“不实用”等问题导致转化率仅为10%左右。同时，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文章结合以5G和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浪潮发展趋势，提出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面向”“三个导向”要求为原则指导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从促进生态环境科技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发展、强化产品生态友好设计、注重多学科交叉等多方面，推进生态环境科技转化更好地与产业发展相融合。     

石油企业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分析

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既有利于维护环境安全,保障公民和全社会的环境权益,也有利于推动石油企业加深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是石油企业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油地和谐关系的基石,是完善管理机制的重要途径,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关键,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     

推动生态环境规划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与思考

生态环境规划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工具,对于提升生态环境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回顾生态环境规划相关数字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生态环境规划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和必然趋势,分析了传统生态环境规划存在的一些技术方法落后、与信息化技术融合有待深入、信息化基础建设薄弱等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生态环境规划未来数字化转型的若干建议,包括加强数值模拟、大数据分析、数字空间分析、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途径与机制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社会的深化,迫切需要解决生态服务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正外部性内部化是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协议补偿、生态商品、创建市场等方式。生态正外部性的价值可以通过生态要素的直接市场、包含于生态商品的间接价值以及基于成本—收益的生态补偿标准来确定,而现有的协议补偿标准多基于上游地区的保护成本,应将发展的机会成本作为参考依据。最后,从机制上将收益内部化转变为主体内部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收益主体分离带来的一系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问题。     

对秦皇岛生态市建设的几点思考

生态市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载体。本文对生态市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秦皇岛建设生态市的意义、基础条件、重点任务、保障措施。     

生态功能区建设中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

生态功能区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不仅涉及发展困境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矛盾的协调问题,更涉及维护经济社会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因此,生态功能区建设中政府行为需要确立以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以强化生态服务为根本、以塑造生态文化为基础、以构建生态制度为保障和以维护生态安全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并从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和发展性等四个方面的标准,对政府行为的优劣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全面而系统的评判。     

葫芦岛市生态承载力研究

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和生态足迹指标对葫芦岛市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2000年~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达2.376 4 hm2,全市生态足迹达642.252 9×104hm2,人均生态承载力0.595 6 hm2,全市生态承载力160.914 7×104hm2,人均生态赤字1.780 8 hm2,全市生态足迹赤字高达481.338 2×104hm2。葫芦岛市生态系统处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和压力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生态足迹模型为研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提供了一种廉价而快速的计算框架,作为确定葫芦岛市生态承载力的方法与模式,简单、综合而且实用。     

试论油田开发与干旱荒漠区生态功能划分的原则 ──以诺敏戈壁三塘湖油田生态功能区划为例

三塘湖油田生态环境保护指导思想为:"分区保护、分类防治、分级管理"。文章通过分析干旱荒漠区生态功能的划分,根据三塘湖油田开发区生态环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环境功能重要性与敏感性的空间分异规律,确定区域生态功能分区,为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计划、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安徽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与趋势预测

本文遵循客观、科学、综合原则,运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进行了评价;采用动态耦合模型及剪刀差分析方法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考察;借助Excel 2003软件,通过作散点图,比较拟合优度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协调前景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2934、0.4198跃升至2015年的0.6236、0.4198,经济发展系统升幅明显高于生态环境系统。②2005—2015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度均值为-6.95°,整体处于由低级协调向协调演进状态,而两者间演化速度夹角由2005年的18.56°扩展至2015年的82.4°。③若按既有惯性发展模式,2020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将达155.74°,预期处于极限发展状态。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可为新常态下安徽省制定经济与生态文明融动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海洋牧场生态效益的内涵与提升路径

生态效益是海洋牧场优于传统养殖方式的最显著特质。提升海洋牧场的生态效益,就必须对其内涵和提升路径有清晰的认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海洋牧场生态效益的内涵得以厘清:作为反映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须划清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界限,应仅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本质上是海域原有生态效益与人工措施形成的生态增益的叠加。生态增益是各项人工措施的正负生态效应共同作用产生的生态效益增量,具有明显生态增益的海洋牧场,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海洋牧场生态效益的最大化,须以人工措施形成的生态增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人工措施生态正效应的最大化和生态负效应的最小化为导向,以基于生态优先原则对人工措施的科学管控为实现路径。管控措施应以保证人工措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核心,涵盖统筹规划布局、规范建设标准、强化监测管理三个方面,贯穿海洋牧场建设的全过程。该研究成果有望为提升我国海洋牧场的生态效益提供理论依据和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