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协调性概念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体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这成为指导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和践行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原则的依据。在这一背景下,为了促进科学地建设、高效地管理国家公园,本文明晰了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协调性四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具体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建设案例,提出国家公园在准入与规划技术层面上,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是其核心科学依据,规划需要能够维持和促进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和恢复能力;在国家公园规划管理层面上,将国家公园视为社会—生态系统,促进人地关系协同发展,既是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必由之路,也是规划合理性与可行性兼顾的具体体现。     

从生物群落到生态系统综合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理论演变

自然保护事业已经进入人与自然和谐的综合保护阶段,突破传统生物群落保护的要素式思维,从生态特征、生态系统健康和自组织能力等视角系统实施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已基本成为共识。中国经历了长期部门化割裂管理,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要求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进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基于集合种群等空间生态学理论,提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不仅意味着内部自然空间的完整,更需着眼国家生态安全的大局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战略布局。国家公园只有成为生态地理区的节点并辐射周边区域,有效平衡行政区域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完整生态系统的长效保护。目前,国内既有研究在指导全域布局和平衡人地关系方面仍考虑不足,试点过程中还存在管理型技术方法欠缺、空间边界受限于行政边界、未能从全局着眼构建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网络、未充分考虑差异化的人地关系等问题。未来需要着眼大局,有效平衡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长效保护。     

关于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对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范围交叉重叠、多部门多管理目标影响保护效率、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日益突出等主要问题。本文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参照国际经验,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首先要构建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国家公园主导、科学规划国家公园建设重点区域和规模。同时,建议适时与"大部制"改革相结合,由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管理,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由另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监管、生态保护等职能,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     

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研究——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目标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存在难点:在土地权属大多不属于政府、试点区内原住民众多的情况下,须获得有效管理权并保障保护和实现公益功能必须的资金供给.基于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管理等方面典型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条以在空间上细化保护需求为特点的保护地空间分区管制技术路线:以“生态系统服务”衡量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地类型如何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提出对重点保护对象状态进行空间等级划分,在具体的空间小区制定保护需求清单,并配套环境地役权制度以使空间细化管制能落地.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国家公园的空间规划、功能分区及对应的管理制度设计.     

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国家公园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资源的自然生态区域,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国土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论文基于国际经验、国家公园功能和政策内涵,依据国家公园主导定位和生态系统服务理念,构建了包含6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包括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原真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价值与人文遗产价值,分别进行单一要素层评价和多指标空间叠加分析,再结合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省级行政区管理等因素进行比对和范围遴选提取,初步确定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在区域。结果表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原真性的高值集聚区域具有趋同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的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也较高,原真性保存较好。中国三大阶梯与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加分布特征明显,东西部潜在区域的面积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的空间连续性较强,潜在区域的跨界性较为明显。初步遴选出55处未来可以重点考虑建设的陆地型国家公园潜在区域。研究可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合理布局提供方法参考和理论借鉴。     

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政策的思考

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政策制定,梳理了我国已有的主要生态保护地政策,并总结了地方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文章认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遵循中央统筹、地方落实的管理模式和规范的管理程序,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性政策,实现管、护均衡。同时生态保护红线要遵循分层级、分类别管理的原则,宏观尺度实施框架式管理,微观尺度实施精细化管理,不同类型红线实施差异化管理措施。     

国际经验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启示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加快国家公园立法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本文总结了国际上关于国家公园立法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现存的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立法基础薄弱、法律位阶低、法律法规不协调以及缺乏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等突出问题和不足,提出我国国家公园相关立法首先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理念和立法目的,制定出台统领各类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法律法规的上位法,以及构建体系完备、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框架,组建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确保社区居民的基本权益和鼓励公众参与等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特点和不足及其完善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展,青海、福建、湖北、甘肃等地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立法为其提供法律保障,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地方立法文本中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规定,概括了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特点和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对策。结果表明:我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已初步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呈现出政府主导补偿,资金补偿为主、其他方式为辅,补偿事项多元、因地制宜等特点;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关于生态补偿的地方立法存在着生态补偿概念内涵不明确、生态补偿原则缺失、生态补偿标准难法定、生态补偿资金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不足;未来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地方立法应明确生态补偿概念、确立生态补偿原则、规范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资金保障机制。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正>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的战略举措。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众多自然保护地,然而,孤立、零散的自然保护地不仅难以满足全方位的生态需求,还存在定位模糊、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空间破碎、交叉重叠、保护空缺等诸多问题。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有利于从宏观的尺度维护景观、栖息地及其包含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确保受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价值得到长久维持。需按     

构建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设想——来自老君山国家公园的经验

本文以云南省老君山为例,就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规划、管理、社区、法律等方面问题,以基层经验思考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问题。老君山国家公园初步构建基于规划体系、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积极推进政府、社区、NGO、民间团体间的合作和探索旅游开发模式,但尚未将社区文化融入到国家公园中去,缺乏社区、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土地产权混乱。建议将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到国家公园内涵;寻求社区和社会、市场与管理之间的均衡协调机制;赋予地方创新灵活的国家公园治理结构;尊重当地社区的产权安排,推动共享产权制度构建。     

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 ——以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为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许多地方领导因此认为国家公园会成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按国际惯例,保护指的是"conservation(Wise Use)"而非严防死守的"protection(No Use)",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进行"Wise Use"。在各地生态保护红线都已落地的情况下,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保护地整合设立为国家公园不仅不会带来额外的约束,反而为各地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提升资源价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了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基地与平台。上海建设生态之城,可以将长江口区域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江、海、岛整合为长江口国家公园,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将使上海不仅整合出世界级的生态资源,还有了促进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带动长江大保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抓手,且能提升城市生态安全、利于"两山"转化。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强化祁连山生态保护的路径选择

祁连山是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本文分析了目前祁连山生态保护存在的生态系统退化、"固体水库"作用减弱等突出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等强化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具体建议。     

河流系统生态完整性评估的回顾与展望

为明确定义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内涵,研究影响河流生态完整性退化的主要因素,以及选择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对其进行定量刻画等,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外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广义内涵,将河流的生态完整性具象为水文过程完整性、生境过程完整性和生物过程完整性.系统总结了河流生态完整性评价的研究进展与应用,统计了各类评价指标的使用情况,提出了现有河流生态完整性评估在评价指标和参照状态选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小水电开发河流的生态完整性评价为例构建了评估框架,分析了河流生态完整性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在建设国家公园体制下加强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

我国自然保护区经过60年的建设和管理,在维持生态服务功能、保护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典型生态系统及珍贵自然遗迹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与其他类型保护地之间界线不清、多头管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为此,建议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契机下,通过明确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建立统一规范管理体制和资金保障长效机制、科学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进一步提高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效能。     

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国家公园“管控—功能”二级分区规划划定方法——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研究

实行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是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采用政策实证、法律规范分析的方法,透视我国国家公园环境综合执法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立了统一管理机构,明确了管理职责;出台地方法规明确管理体制,规范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活动;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基本原则,为国家公园建章立制。但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执法机构缺乏法律法规授权、干部分流难、执法机构与审批及监管机构缺少衔接机制,需要从立法层面保证综合执法有法可依、政策层面支持综合执法、制度层面健全执法与监管的衔接机制、队伍建设层面提升综合执法能力等方面优化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