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市旅游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经济学测度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新方法.从高原旅游消费结构特征出发,将高原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构建为6个活动组别计算模型.运用模型对拉萨市旅游业生态足迹进行测评,并对高原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2007年拉萨市旅游者人均生态足迹为0.051 34 hm2,其中交通、餐饮组分别占85%和12.5%,随着与客源地空间距离增加,生态足迹趋向于交通组别;②高原旅游生态足迹空间分割中拉萨市内为0.051 343 hm2,区域外为0.012 28 hm2,旅游活动对高原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③拉萨市旅游收入足迹为0.716 548 hm2/万元,占万元GDP生态足迹的24%,旅游业发展潜力大;④高原城市旅游业中低生态效率的餐饮和交通组别比重过高. 面游、娱等高生态效率部门发展滞后;⑤拉萨市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仅占城市生态承载力的13%,旅游业仍处在稳步发展阶段.     

旅游者交通碳足迹空间分布研究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的碳足迹分析方法成为碳排放计量的重要方法之一。按照旅游业"碳减排"的"计量-减排-补偿"三步走的逻辑主线,其碳排放计量是其节能减排的第一步。旅游作为一种因旅游需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性空间移动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空间动态流,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流动规模、封闭性、不规则性、时空分布等特点。旅游者交通碳足迹研究将旅游者从客源地-目的地-客源地的中观尺度进行考量,具有显著的旅游产业空间运动特征,不仅可以突破现有不同尺度下碳排放研究的割裂,从点、线、面整体认识旅游者交通碳排放,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影响,同时也可以丰富旅游业碳排放的计量理论与方法。本文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旅游线路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了客源地-目的地-客源地为核心的旅游者交通碳足迹分析框架,从旅游者总人数、出行距离、交通方式类型等要素构建旅游者旅游线路交通碳排放计量模型,并提出了消费溯源、边界明确和区域共担三项旅游者交通碳排放计量原则。其次梳理了张家界旅游线路中各客源地的游客人数与比例,客源地到张家界的主要线路安排、交通工具使用、涵盖的旅游目的地等基础内容,最后计算了2010年张家界线路旅游者交通碳足迹并绘制其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2010年张家界线路的旅游者交通碳足迹为5 442 839.93kg。其中,长沙、韶山、张家界和凤凰组成的黄金旅游线路占78.44%;芙蓉镇、常德、衡山、桂林、怀化、吉首、神农架、宜昌、凯里等周边其他旅游地占14.1%;武汉、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国内外重要旅游集散地占7.46%。整体呈现集中于湖南省内核心旅游目的地,辐射周边省份重要旅游目的地,涵盖北京、上海等重要旅游集散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借助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对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通过测算,2009年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为66 333 483.428hm2,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466.547×10-4 hm2;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 900 029.08hm2,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46.908×10-4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319.692×10-4 hm2。从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结构来看,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足迹的比例最大,分别占71.79%和23.76%,旅游餐饮和休闲娱乐其次,分别为3.44%和0.14%,比例最小的是旅游观光和旅游住宿。这表明旅游活动正在过度消耗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旅游业目前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因此应采取相关的改进措施,以实现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平衡,并着手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发展环保节能的交通工具,大力推动低碳旅游发展,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区域差异性及减排效果评估——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例

运用自下而上法和市场替换法,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案例地,以2014年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区域差异性与减排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华中和华东地区等中短途客源地游客量占游客总量的比例达到了88.04%,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只占总排放量的43.25%;其他长途客源地游客量占游客总量的比例不足12%,却产生了56.7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长三角地区游客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9.18 kg/人次,分别相当于华中和华东地区、广东和京津冀地区、东北和西部地区和港澳台及国外地区游客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8.22%、8.90%、6.55%和2.42%。3长三角地区短途客源地游客以乘坐汽车为主,汽车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其旅游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6.57%;其他地区中长途客源地游客飞机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其旅游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均超过了50%,最高比例达到了99.17%。4旅游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是引起各客源地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广义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客源地旅游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其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处于62.59%-99.14%之间。研究显示:市场替换对于减少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效果显著。     

旅游环境契合度、地方依恋与旅游者亲环境行为——以武陵源世界遗产地为例

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对于旅游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旅游环境契合度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基于旅游环境契合度理论,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为数据调研地,通过对正在或曾在武陵源旅游的一千余名游客的问卷调查,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层次假设检验以及中介效应检验,以廓清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旅游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旅游环境契合度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也对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此给遗产地景区提出管理建议,引导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促进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

作为旅游地环境保护主体的旅游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旅游地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重要推手。揭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是引导旅游者选择绿色旅游,进而实现目的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前提。本文基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理论,从人(旅游者)—地(目的地)互动角度,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和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构建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个体特征、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通过对475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情感是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重要驱动要素。目的地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目的地的氛围、公共服务、旅游服务和目的地环境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从旅游者的个体特征来看,相比于男性,女性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而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另外,旅游者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与其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呈现正向的直接影响关系。据此,目的地管理者应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注重塑造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基于生态足迹成分法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目前有关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旅游生态补偿相关理论(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购物和废弃物等旅游过程,对旅游目的地及其外部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为基础,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自下而上方法),构建了5类(渔家乐旅游)生态足迹模型,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并以山东省长岛县渔家乐为案例,以2011年为评价基准年份,进行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①长岛县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的生态足迹为0.008 676 hm2,每位游客每天需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97元,其中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0.53元;②13个村渔家乐游客对海产品的消耗量均较大,各村生态足迹(水域)占总生态足迹的比例最低值为57.07%,各村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最低值为5.02元;③北长山乡的店子村等4个村和南长山镇的黑石嘴村等3个村渔家乐的户均生态足迹较大,其每位游客每天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也较大;④非山东游客比例、散客游客比例、停留2天及以上游客比例、电话或网络预定游客比例和每位游客每天给渔家乐带来的收入等,是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养殖海域是优先考虑的生态补偿对象;依据渔家乐的不同收费标准,有差异的向游客征收生态补偿费用,将其用于养殖海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恢复。     

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评估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生态旅游产品、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低碳排放;并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以山东省长岛县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运用MFELS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13.26元、17.57元和17.56元;(2)运用PES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43.44元、57.89元和54.42元;(3)运用MRM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0.00元、14.59元和34.58元;(4)运用MFELS、PES和MRM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研究建议:各客源地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特征。     

四川省入境旅游客流时空动态模式研究

运用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四川省入境旅游客流的基本特征和时空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四川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中,国外市场和港澳台市场所占市场份额相当且交替领先,国外市场以短程市场（东北亚和东南亚）为主,日本、美国、新加坡、泰国是四川的传统客源大国;境外游客来川旅游的主要目的是观光/度假,停留时间短、消费水平较低,说明四川的入境旅游市场为低产出市场;四川入境旅游客流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开拓境外客源市场并迅速崛起阶段,大幅度波动并缓慢发展阶段和二次发展阶段;入境旅游客流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以省会成都为中心的辐射发散型和收敛聚集型模式,各景区之间尚未形成环状或网状的旅游流,游客集中流向品位和知名度高的景点（区）。     

滨海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评价——以大连为例

人类的滨海旅游活动改变了滨海旅游资源的原生态,本文用福利经济学社会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反应出人类改变滨海自然旅游资源的价值补偿。这种非市场社会公共品环境资源的价值通常用消费者剩余反应,可以通过从一种质量状态改善到另一种状态时的最大意愿支付(WTP)测量,WTP直接表现旅游者对承载旅游活动的环境资源的假想购买意愿。文中提出采用单解释变量对数效用差函数的离散条件评价法分析九类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得到大连滨海各种旅游活动的每人WTP为38-125元,在分析WTP和解释变量关系后发现偏好于更亲近海水和沙滩活动的旅游者愿意花费更大的个人意愿支付。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分析从技术上增加了旅游资源管理的内涵,有利于实现旅游活动和旅游资源管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评价研究也将为旅游景区提供适合的定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