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

环境侵权案件常常会同时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导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同时发生,这两种诉讼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对此,我国目前采用并轨制的模式并有一些法律规定加以规范,但这些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不足以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渤海湾漏油案引发思考,赞成在我国适用衔接制的协调模式,同...     

安徽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

正2017年6月,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环境污染案做出一审判决:两名农民违反规定,随意倾倒废渣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同时判决两被告人赔偿五河县环保局因此遭受的损失47.9万余元,这也是自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市级与基层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来,检察机关     

推动安徽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发展——以安徽省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

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指被告人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在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相关民事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在立法上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赋予     

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冲突与协调

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双轨并行的模式在预防性诉讼请求、事实认定以及证据内容上具有共通性,但是却造成两诉在管辖,审理顺位以及既判力上的冲突。因此,需对两诉关系进行协调,实行环境侵权案件集中管辖,明确审理顺位以及合理扩张既判力,以期形成更健全的环境诉讼机制。     

环保局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自2007年贵阳、无锡等地设立环保法庭、允许环保机关等提起公益诉讼以来,环保机关的原告资格问题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理论界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而实务界多持赞同态度。昆明先是允许环保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后来则又以“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就是司法对行政执法的补充,行政机关可能成为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被告”为由对环保机关予以排除。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释明权研究

随着最高法《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颁布,释明权引入了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之中。为了弥补当事人主义的不足、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释明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目前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释明权的行使仍然存在着适用范围和尺度限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释明权的适用范围,严格规范释明权的使用限度。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从立法来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存在较大缺陷和不足——法律对社会组织规定过于严苛,且司法实践中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只有少数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时,"法律规定的机关"也未释明,使得这一主体作为原告几乎停留于文本,未得到有效实践.基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完善:一是对社...     

环境公益诉讼需要机制创新

2005年末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法学院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于2005年12月7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和六位师生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关系

审视现有规定均未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关系。但这两个诉讼同属环境私益诉讼,而法院在审理具体的侵权构成要件事实时,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故探究二者的关系确有必要。基于这两个诉讼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故当权利主体都提起这两个诉讼,应采取"因果关系共同审理"+"损害额分别认定"的合并审理模式。当权利主体先后提起这两个诉讼,应认可前诉判决中对于相同事实的认定,于后诉具有扩张适用的效力。     

公民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之合理性

以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目的,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制度,并对美、日、德等国的相关制度展开比较,阐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的发展阶段。同时,以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分析视角,批驳当下推动公民作为主体的主张。提出大约十年后,当制度发展到"充分的利益关系"阶段,将公民纳入法定主体范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试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顺位选择

基于现行立法规定的多元起诉主体,本着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开展、解决诉讼冲突、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原则,依据相应的设立标准,让最合适的主体有机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先,设置行政执法前置程序,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协调融合.其次,按照环境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将案件范围二分,在此基础上根据顺位设计的标准合理划定三类主体的起诉...     

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法律构建

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施行,环境民事诉讼的雏形已经基本搭建,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机关和组织,在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件和复杂的案情时,其缺乏天生的"动力",使得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对抗减弱。此时,需要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增设对原告的奖励机制,完善法律援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环境赔偿金的归属,以期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撤诉”的法院审查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撤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这个过程中存在起诉主体滥用诉权的风险,应当加强法院审查在"撤诉"程序中的影响。因此,基于法院形式中立适当偏移和原告处分权合理限制的理论基础考量,通过法院释明保证"诉讼请求"实然和环境保护应然的统一。同时完善公众参与、专家介入、分类审查和执行监督等撤诉审查程序,实现环境公益的最大化保障。     

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形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正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诉讼。2015年《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一些法律依据,但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主要是环境民事     

试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及其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的表现,能对权力腐败予以防治,其首要前提是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只有逐步健全信息公开机制,让公民充分了解政府工作,才能对政府工作进行准确的评价和有效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明文规定:"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吗？

从长远来看．让检察机关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不仅会造成司法体制上的混乱和实际运作上的困难．也不利于建构科学理性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积极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作为”替补”性原告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参与和辅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实现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在根本定位上,不是检察机关而是公众才是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论环境公益诉讼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趋加剧,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环境争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最有强制力、最为公平正义的终局解决办法,是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环境权益的最有效途径,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起到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理论出发,借鉴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经验,分析我国环境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阐述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旨在探索一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保护新思路。     

构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在环境保护行政监管领域,如何通过引入和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效矫正环保领域的"政府失灵"一直是公益诉讼的热点。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有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紧跟改革新动向,在诉权行使、受案范围、诉讼请求的确定等方面加以完善,并加快试点工作进程。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规范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环境权、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在我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观念基础、法律基础及司法基础.据此,应当着眼于现实国情,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同时,从拓宽原告资格、设定复议前置程序、引入禁令判决、以及设定律师强制代理等几方面着手细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环境侵权案件现有的赔偿方式,已无法合理地减轻环境侵权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有必要规定"惩罚性赔偿"。通过对42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现有"填平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无法赔偿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严重侵害生态与社会利益。在剖析司法审判实践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立法构建,以期推动此类案件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提升。